www.95996868.net中国共产党党的历史人物传,傲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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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的两封书信

【编者按】2017年,《光明日报》开设光明学人版,秉承“中国学术,光明特色,人文表达”理念,致力于关注和发掘中国近现代学术界有成就、有故事、有启示的优秀知识分子典型,为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的名家大师提供一个学术人生的展示平台。

他嫉恶如仇,曾是爱国学生运动中“不怕死的领袖”,甚至遭到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的通缉;他爱国情切,曾与胡华、戴逸一起用稿费给正在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了一架战斗机;他勤于摸索,开创了党史学界中国工人运动史和民主党派研究的先河;他豁达乐观,患上膀胱癌仍笑对生活,在病痛面前决不低头……

1987年11月,患肝癌住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病房等待手术的胡华半卧半坐,入神地审改着《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稿子。

学之博深与思辨,思想火花在此碰撞;人之探索与风骨,深厚阅历在此积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人精神在此闪耀。光明学人版将开设“大家”“述往”“求索”等专栏,全面、生动、鲜活地展现“学术中的中国”里具有代表性的学人群像。

在春日的阳光里,80高龄的著名政党史专家彦奇教授兴致盎然地向我们讲述他的一生,眼睛里重又焕发出了青春的豪情与飞扬的神采。

1979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胡华与同仁立下宏愿,要为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革命烈士作50卷传记丛书。一无编制、二无经费、三无红头文件,作为主编的胡华为规划组稿、改稿审稿、出版宣传殚精竭虑,付出了人生最后的力气。胡华从病房寄出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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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忆年少时,豪气满怀 “我现在最爱回忆的就是当学生的那段日子,真有意思!” 彦老笑着说。

卉兰、卢权、提春同志并转党史人物传广州审稿会议全体同志: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初期,胡华(中)与戴逸(右一)等的合影)

彦老告诉我们,他原名商国臣,出生于吉林延吉一个贫苦农民家中。“1946年9月到国立东北大学地理系读书,这才是我人生的开始。”在沈阳,黑暗的社会现实激发了彦奇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他很快就作为学生领袖投身到爱国学生运动中去,领导了多次学生罢课斗争。1946年6月15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1、广州审稿会可如期召开,已有一百多篇来稿,甚喜,祝愿会议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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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随东北大学迁到北平后,我被推选为东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团主席,经常领导同学们开展斗争活动,比如北平各大学生举行的声势浩大的‘七九’大游行和东北大学学生反对北平市参议会的大游行,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可是相当大的呢!”这个“多事”的学生领袖最后成为了国民党的眼中钉,国民党北平特种刑事法庭对彦奇发出了通缉令。彦奇在地下党的保护下,被迫离开北平,改名换姓,逃往解放区。

2、我因患肝癌,来上海第二军医大动手术。只好请假。我建议此次审稿会,仍如去冬武汉会议由彭明、志凌、卉兰三位组成领导小组,因三位组长及各位审稿成员,团结一致,辛勤努力,顺利完成任务。我个人感谢各位的辛劳。

(胡华编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于1950年3月出版,在20世纪50年代连印13版次,发行数百万册)

“在解放区,尽管生活条件很艰苦,冬天屋里冷得像冰窖一样,喝的只有小米粥。但我们热情饱满,斗志昂扬。我为自己是有责任感的革命者而感到光荣。”到解放区后,彦奇顺利进入华北大学一部十七班学习,与戴逸同在一个班。在那里,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知识。在信仰和学术的双重养分中,他迅速成长了起来。因为表现出色,结业后,彦奇留校入政治研究室党史组,成为胡华的助手兼研究生,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革命问题。1949年10月,彦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我如手术顺利,存活下来,当一如夙愿,同大家共同完成党史人物传五十卷的历史性任务。如我不能通过手术、战胜病魔,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是不能为党完成我许多未竟的工作,而党史人物传五十卷,是荦荦大者。我建议,在何长工会长和党的领导下,继续用定期的审稿会完成此项任务。原班人马和工作班子,我建议一律不动。审稿会由彭、陈、杨三位组成领导小组,扩大的常务理事会(包括育安、小巨、洛夫)和三位组长,继续负责。各位审稿成员,团结努力,团结好各地党史人物会同志和先辈亲属,共同完成此项光荣任务。我期待着继续和大家共同奋斗。

【述往】  

勤探索治学道,最重拓新 “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课堂上度过的,全国各地我都去讲过课,各校发给我的聘书足有满满一箱。”彦老从195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组建起,就一直耕耘在党史教学第一线。

胡华

作者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在这位已九十岁高龄的老先生心中,胡华同志“是一位宽容、和蔼、爱护青年的导师,是一位怀抱理想、渴望工作、坚持原则、内柔外刚的革命者,是一位才华焕发、知识渊博,做出了学科奠基性贡献的中共党史专家”。正是在胡华的指导和帮助下,戴逸在1951年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中国抗战史演义》。而在十年浩劫之中,胡华虽处逆境中,仍保持坚强、乐观的心境,用自己剩余的一点微热去温暖别人被冻得快要凉透的心。虽然相处只是短短数年,但两位知名学人之间相互扶助、惺惺相惜、荣辱与共的深情厚谊,值得后辈们学习。

彦老将他的治学之道总结为六个字;严谨、博精、拓新。

1987.11.26

胡华同志离开我们已近三十个年头了,回忆当年和他相处的岁月,随从他学习,共同工作,一起读书、议论、写文章,一起谈天、逛街、游览。往日的情景,历历在目,他的音容笑貌,仿佛仍在眼前。

“严谨,就是做学问要一丝不苟,要严格地遵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博精,就是做学问不仅要着眼于‘博’,还要从‘博’中取‘精’;拓新就是做学问要敢于大胆涉足前人未曾研究的领域,使自己的研究方向既有一定的合理继承性,又有相当大的开拓创新性,力求写出实事求是、具有新意的著述。”

12月14日,胡华心脏停止了跳动。正在举行的广州审稿会尚不知他逝世的噩耗,宣读了来信并致函:

五十年代,他与胡华、戴逸一起编辑出版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一书,热销全国,他们将稿费悉数捐出,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购买战斗机;而后,他带头创新,进行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主编了《中国工人运动史讲义》;六十年代,他参加了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的编写;八十年代,他作为中国革命教研室主任,不仅带领同志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科建设,填补学科空白,开出了如《中国各民主党派史》《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等一批新课,还陆续出版了各门新课的专著,备受好评。其中,要数由彦老主编的《中国各民主党派研究历史丛书》和《中国各民主党派人物传》反响最大……

尊敬的胡华同志:

1948年,我和胡华同志在河北正定华北大学相识。那时,我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进入解放区,在华北大学一部学习。该校是一座革命的熔炉,锻炼、培养青年知识分子以迎接即将来临的全国胜利。学校分成四个部,一部是政治部,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短期培训;二部是较正规的本科,分设系科;三部是文艺部和文工团;四部是研究部。

“我这一辈子有两次重大的学术创新。一次是带头研究工人运动史。当时我任中国工人运动史教研室主任,教研室总共只有三个人,我们到各地采访,抄录了几千万字的资料,仅用了两年就推出了工运史课程,我还编了《中国工人运动史讲义》。这在当时党史学界引起很大震动。” 说到这里,彦老显得颇为自豪,“还有一次是首开对民主党派研究的先河。”

您好!

胡华同志是华北大学一部最年轻的教师,给我们讲授中共党史(当时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我虽然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热爱历史专业,读过一些通史和专门史,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如何诞生、如何成长、如何奋斗、如何历经挫折、走向胜利,我毫无所知。第一次从胡华同志那里听到这些知识,了解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发展,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既新鲜、惊奇,又兴奋、感佩,对共产党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

彦老主编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是第一部对我国各民主党派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获得了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1991年,他主编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前三卷出版。此书被誉为是“一套好的传记史书,填补了现代史的一个空白。”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媒体对此书的首发式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雷洁琼盛赞此书。同年,彦老与张同新共同主编的系统研究国民党历史的专著《中国国民党史纲》一书也出版了,并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您在上海住院治病期间写给广州审稿会全体同志的来信,在14日举行的17次审稿会上宣读了以后,使我们深受教育。同时也为您战胜病魔的坚强意志和信心,深表敬意。这里请接受我们向您表示亲切的慰问,并祝早日恢复健康!

当时,知识青年成群结队投奔革命阵营,华大的学生激增,几天之内就新编一个班,我被编在第十七班。上课是在一片广场上,成千人坐着小马扎听课。华北大学的教师们都富有革命经验,学识广博,口才雄辩,胡华同志是很突出的一位。他的课程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分析史实精辟而深刻,讲课带着充沛的革命感情。他讲到死难的烈士、牺牲的军人,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可歌可泣的斗争情节,真实反映了爱国爱党的浩然正气和甘冒斧钺的刚烈精神。

经风雨育人才,笑对人生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从1979年在广州成立以后迄今已整整八年了。在何长工会长和您的领导下,已召开了四次年会,17次审稿会,编辑出版了人物传40卷,审定了44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回顾这八年所走过的道路,虽不平坦,但总的还是朝着宽广的方向前进。您为了开拓前人未做的光荣事业,从组织领导、运筹策划、培养队伍、严格把关,为人物传丛书的问世,呕心沥血,付出了极大的精力。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好老师、好带头人感到高兴、自豪和幸福。

胡华同志讲课至激动处,往往声泪俱下,满座动容,成千青年的心灵被课程内容深深地打动。新中国成立前后,胡华同志经常讲课、作报告,听过他课的人不下几十万,其影响之广、效益之大是难以估量的。胡华同志是革命队伍中杰出的教师、宣传家,我听了他的课,深深为这位年轻的革命老师所折服,那时他还只有27岁。

在彦老的家里,挂着老友为他写的一首诗:

更令人内心激动不已的,您在病魔缠身、忍受痛苦的时刻,仍然关心党史人物传编审工作并写信指导和鼓励我们为继续完成后十卷的任务而努力!

十分有幸,我在华大一部结业后,被留在一部的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工作,组长就是胡华同志,从此和他共处三年多时间,组员有冯拾、李季、彦奇和我,进城后又有彭明、潘喆、何东、王淇、戴鹿鸣等同志。

“荆棘丛中一青松,枝干挺拔傲立山颠,散豪气,直指苍穹。经风雨,栋梁才枝繁叶茂,现风采,沧桑见证冬来也。大雪封山,寒风凛冽,老干峥嵘显坚强,巍然不动”。

我们知道,后十卷的编审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行百里半九十”,所以不能有任何松劲和骄傲的情绪。我们将遵照您的指示,在彭、陈、杨三位同志具体领导下,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开好审稿会,团结各地党史人物会同志和先烈家属,为完成党史人物传五十卷的历史任务而兢兢业业地勤奋工作。我们一致表示,决不辜负您对我们的期望。

1948年底,我们向胡华同志报到,他披着一件破旧的羊皮大衣,坐在昏暗的小房间中,这是他的书房、卧室、会客室。当时,大家穿着灰棉制服,他的那件“皮大衣”可算一件奢侈品了。周围杂乱地堆放着许多书籍、刊物、报纸。他正伏案写作,抬头打量我们一眼,放下笔,招呼我们在炕沿坐下,向我们微笑,和我们交谈,谈话内容我已记不起来,而他亲切的微笑,柔和的声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回忆往事,有悲有喜,但是彦老说的时候总是笑呵呵的。

胡华同志是待人宽厚、爱护后进的好导师。他督促我们学习,要我们多读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书。他那里有一套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当时是难得的珍本书,我借来第一次通读了毛主席的著作。

在文革中彦老不幸被扣上了“刘少奇吹鼓手”的罪名,被多次被抄家,他写的《中国工人运动史讲义》等珍贵资料全部丢失;人大被解散,他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干重体力劳动,盖房子、打石头,学术生涯被迫中断……面对这些,彦老的话中有一些无奈,但更多的是乐观,他最爱拿那时当“积肥队队长”的经历开玩笑,末了,淡淡地说一句:“人生的经历要多些才好,这样生活才不会单调。”

亲切的慰问!

进城以后,胡华同志忙碌起来了,在校内外讲课、作报告,出版书籍,为报刊写文章,主持行政工作(他是华北大学第八区队的区队长,该区队驻地在今天和敬公主府内),我们做他的助手,也跟着忙碌起来。他讲课经常在大礼堂内,听众数百上千人。党史中有很多人名、事件、词条,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人不熟悉,需要有人写在黑板上,我和彦奇同志担任这项板书工作。因此,胡华同志每次讲课作报告,总有我们两个人跟随着,被人们戏称为“哼哈二将”。

也正因为如此,彦老在人大复校后,全身心地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培养了许多中共党史和中国各民主党派史的人才,其中有16位博士、5位硕士、6位访问学者、5位外国研究生和进修生,他们大多已成长为国内著名高校的教授、博导。1994年彦老被人民大学评为优秀博士生导师。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广州审稿会全体同志敬上

胡华同志写文章,我们帮他找资料,记得当年他撰写中苏关系的文章,我们抄录了许多资料,胡华和我们一起商讨整理和分类的方法。有时也给他起草几段文字,他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中最初未写东北抗日联军一段,即将付印时发现此一重大遗漏,要立即补上。他要我连夜起草,口授了提纲、要点,又给我找来一些重要材料,写成草稿后,和我一起,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他写作的态度极其认真,一丝不苟。

彦老的一生波澜起伏。如今,他回想自己所走过的路,最常念叨的还是对人民大学的感激和深情。“我的人生是愉快的。因为我由刚懂事到懂一点事,到很懂事,都是在人民大学。它给我的教育坚定了我的信念和理想。在这里我遇到了胡华老师,还有何干之老师,这里的一切都让我终生受益。”

1987年12月15日

胡华同志对我们的思想、学习、生活都很关心,用他的微薄稿费给我们购买生活用品,如毛巾、肥皂之类,有时请我们打牙祭,在小摊上吃馄饨。他平等待人,从来不摆师长和领导的架子,总是那样和蔼、亲切,询问大家的要求,听取大家的意见。他对人宽容,鼓励大家有不同意见,即使你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或者和他顶撞几句,也不会疾言厉色,总是淡淡一笑,慢慢地解释。他在第八区队工作,为了进行研究,把彭明、彦奇和我带到区队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读书、找资料、研究、写作。那时,我们之间朝夕相见,有时讨论,有时吟诗,有时散步,四个人亲密无间,相处极为融洽。

离休后的彦老还是坚持看书、做学问、指导学生。直到前几年查出患了膀胱癌,他才在家人和医生的强烈要求下,静心养病。“人要乐观,要看得开,有病就治病。人总有生老病死,关键这一辈子要活得有意义。”彦老经过手术,身体已渐渐康复。现在,闲不住的彦老又开始着手联系《各民主党派人物传》后面几卷的出版工作。

1991年,《中共党史人物传》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到第50卷。新华社新闻稿称:“在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里,尚未发现系统的纪传体史书,《中共党史人物传》集数百人物传记于一书,填补了这个空白。”

(高燕燕 宋洁 )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干部)

胡华同志精力旺盛,忘我地工作,往往彻夜不寐。他撰写并编辑了许多著作、文章、材料,还组织和指导别人写作。当时,他要我挑选一个研究题目,试着写作。八年抗战,在我们一代人心灵中留下了深沉的伤痛,抗日胜利也带来了最大的欣悦。可是,国统区的民众对八年抗战中共产党、八路军的作用并无了解,我想用通俗的演义体裁,写一本抗日战争的简史。

刘一丁

这个课题受到胡华、彭明、彦奇的支持,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胡华同志读了我试写的章节,感到满意,鼓励我坚持写下去,给我保证时间、提供资料、介绍出版。1951年,《中国抗战史演义》以王金穆的笔名在新潮书店出版,这是我在胡华同志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处女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掀起了学习党史、革命史的热潮,胡华同志在其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他经常在各处讲授中共党史、中苏关系史、时事形势,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是当年最畅销、最有影响的党史教科书。

为了配合全国的学习,胡乔木同志指示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彦奇和我协助编辑,收集了许多党的文件和各种珍贵资料,大多是胡华同志收藏和借来的,篇目经乔木同志审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畅销几十万册。所得版税极为丰厚,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由胡华提议,用我们三人的名义购买一架飞机,捐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

1951年,一场狂风暴雨骤然降临,胡华同志遭到批判,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进行批判。胡华同志自进城以后,废寝忘食地工作,宣传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使广大人民、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们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经历的艰难而伟大的历程,更加热爱党,投身中国革命,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教育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那时最重要的罪名是:胡华为新潮书店组织了许多书稿,而新潮是一家私营书店,这就沾上了与资产阶级勾结的罪状。其实,新潮书店的同仁们大多是跟随共产党多年的文化出版界的进步人士,他们当年所做的也是有益的工作,即使有缺点,也可以引导、纠正,没有必要扣上大帽子,一棍子打死。思想文化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左”的倾向,只能给工作带来损失。

胡华同志遭到党内批判,再三检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同他在一起的人也受到株连。当时,没有任何人指出我们所写的内容有什么错误,但还是要检查资产阶级思想。从此,在胡华领导下,一个颇有生气的青年学术群体停止了写作,偃旗息鼓,闭门思过。

此后,我调往中国历史教研室,和胡华同志不在一起,见面少了,但有时碰到还会聊天、谈心。胡华同志经过批判之后,锋芒骤敛,谨言慎行,很少写文章,但仍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关心党史领域中如何推进研究工作。他和我多次谈起《红旗飘飘》是很好的党史资料和教材,这些都是活着的革命者的回忆录,还有许多牺牲了的烈士,已长眠地下,不能撰写他们轰轰烈烈的革命经历,希望能组织一批同志来为共产党的烈士写传记,将英烈们的事迹传之久远。

这是推动党史研究的一大举措。我不知道胡华同志后来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的缘起,但他早年就萌生了这一念头,多次和我谈论过。

20世纪60年代,思想学术界的批判之风大盛。杨献珍、孙定国、孙冶方、尚钺、巴人(王任叔)、周谷城、罗尔纲,一个接一个被批判,胡华同志再一次难逃劫数。他在率历史系党史调查实习组赴南方访问讲学后亦被点名批判,他不承认讲学内容有什么原则错误,这样一来,只能遭到更猛烈的批判。他虽感到苦恼,但扪心无愧,尚能坦然处之,我见到他只能说几句劝慰的话,他的身体却明显地衰弱了。

我又一次和他长期相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里。这场失去理性的疯狂行动使许多人陷入灾难,胡华和我都在被打倒之列。工宣队进校之后,把被打倒的干部、教师集中在一起,我和胡华等二十多人挤住在两间小屋中,每天劳动、写检讨、听训话、背语录,过着牢狱般的生活,完全被剥夺了自由。

“黑帮”们彼此之间,即使是从前十分熟悉的同志,表面上也只能形同陌路,不敢公开交谈,但一有机会,还会低声谈几句,通一点消息,说两句宽心话。自己已被批得“体无完肤”,但仍忘不了用剩余的一点微热,去温暖别人被冻得快要凉透的心,真所谓“涸辙之鲋,相濡以沫”。胡华同志不愧是经过锻炼的老干部,虽处逆境中,仍保持坚强、乐观的心情。他相信局势会起变化,鼓励“难友”们勇敢地坚持下去。

胡华同志是敢和工宣队、红卫兵讲理、顶撞的人。有一次,他和工宣队争执起来,为的是要给一位年老体弱的老干部减免体力劳动,他据理力争,言谈从容,不畏惧权势,终于说服了工宣队,达到了要求。

不久以后,我们被“半解放”了,有了行动自由,恢复了党籍,但仍是入在“另册”的人,下放到江西余江县刘家站的“五七干校”。凑巧的是,胡华和我都分配在养猪班当猪倌,相处近三年,一起喂猪、清圈、做饲料、值班守夜。

“五七干校”中仍然风波迭起,不时敲响批判的锣鼓。有一天,忽然有人贴出批判胡华的大字报,开列的罪名仍是“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资产阶级”之类,其外加了一条新的罪名:胡华同志是浙江奉化人,在江西干校期间,曾春节请假回家探望孤独生活的老母亲,因蒋介石也是奉化人,大字报中竟说胡华回奉化探亲是怀念蒋介石,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真令人啼笑皆非。

胡华同志毫无惧色,找到那个写大字报的人,把他驳斥得哑口无言,这场所谓“批判”因得不到人们的同情而进行不下去。胡华同志一向和蔼,从不疾言厉色,而在必须抗争的时候却锋芒凌厉,显示了铮铮风骨,使我认识到了他性格中刚强的一面。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人们普遍忧虑、苦闷。全国局势仍一片混乱,国家前途不知走向何方,中国人民大学已被解散,教师们被打发下乡,个人的命运难卜。大家有一种被人抛弃,任人宰割的感觉。当时,领导层面已决定把江西“五七干校”的教师、干部在当地处理,分配工作。但这批人工资挺高,年迈体弱,不能胜任重体力劳动,江西方面不肯接受,又推回到北京。这个知识分子累赘的包袱推来搡去,最后仍由北京市接受安置。

1972年,“五七干校”中传来了好消息,我们将回北京去重新分配工作,不至于千里发配,流落他乡,人人喜上眉梢。可胡华同志和我们却碰上了一件小小的难事:如何处置两年来豢养的一条小狗。

这条狗崽刚生下来不久,老乡因喂不起丢弃了。胡华同志从路上抱了回来。小狗通体乌黑、额上有一片白毛,到我们怀里灵活而精神,很讨人喜欢。养猪班把它收留下来,取名“小纠纠”。

胡华同志精心照料,给它搭了个舒适的窝。两年下来,它出落得伶俐、俊美、健壮。白天围着我们奔跑欢跃,帮我们轰猪守门,晚间陪我们值班查夜,人们都喜爱它。胡华担心它走失,或被别人抱走,索性在小纠纠脖子上拴了个小木牌,上写“胡华”,以示其是有主人的。于是,人们也用胡华的大名玩笑着称呼起小狗来。可见我们与小狗多么亲密无间!

现在要撤离干校,怎样安置这条狗,给我们增添了一段愁闷。带回北京是不可能的,如果留在江西,江西老乡们养狗、吃狗之风甚盛,况且没有饲料喂,它很快会被捕杀吃掉。胡华同志和我们商议多时,无计可施。胡华奉调到中国革命博物馆,要先回北京了。那天,他在猪倌房内和小狗逗弄半天,最后闷闷离去,临走时嘱咐我:“小纠纠的事,尽量安置一下,你最后瞧着办吧!”

我是最后一批回北京的,小纠纠似乎知道大祸临头,那几天依偎在我身边,寸步不离。一些好吃狗肉的战友们,再三动员我,把狗杀掉,我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就要回北京了,总不能把狗带回去,与其留给老乡吃,不如让战友们饱餐一顿,增加点油水。”禁不住天天催问、敦促。我只好撒手不管,任凭他们处置。我请假一天,躲开了杀狗、吃狗的场面,但耳畔仿佛回响着小纠纠的凄厉叫声……我为此事内疚、心神不宁。

1973年春返回北京,见到胡华同志,向他讲述了小狗的噩运,我们两人相视半晌,黯然无言,他最后叹了一口气说:“只能是这样的结局。”

到1976年,十年浩劫的噩梦才逐渐淡褪。中国人民大学于1978年恢复,我们各自回归工作岗位,忙碌着自己的专业。我和胡华同志虽然住地很近,但长谈的机会很少,我感到他历经风雨,磨炼得更加沉着厚重,而且在他心底燃烧起要求工作的强烈愿望,要把失去了的时间追回来,讲课、写作、开会,他忙个不停,多年前曾经向我透露的为共产党烈士写作传记的心愿变成了现实。他为此勤奋写作,夜以继日、忘我拼搏。

胡华同志身体本来衰弱、得过肝炎,这样争分夺秒地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旧疾复发,转化成不可救治的肝癌。他去上海做肝脏手术前,我去看望他,他身体很虚弱,内心很痛苦。他不愿做保守治疗,迁延病榻,而宁肯冒着风险,走上手术台,进行彻底切除,以争取治愈能继续工作的一线机会。他就是在如此迫切希望恢复工作的心情下前往上海的,谁料到,他这一去竟未能复返。

早年我就学于胡华同志并一起工作,朝夕相处有六个年头。我所认识的胡华是一位宽容、和蔼、爱护青年的导师,是一位怀抱理想、渴望工作、坚持原则、内柔外刚的革命者,是一位才华焕发、知识渊博,作出了学科奠基性贡献的中共党史专家。

学人小传

胡华(1921—1987),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浙江奉化人,淞沪抗战后,肄业于浙江省立高师。随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浙东党组织领导下,创办“醒民剧社”、《战时大众》报。1938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起,在晋察冀抗日敌后华北联合大学讲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1947年出版史著《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和《日本投降以来中国政局史话》。1948年担任华北大学中共党史教学组组长、华北大学第一部政治11班班主任、第八区队队长,著有《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初稿》。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以后,先后担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共党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政治学社会学分组召集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发起并参与成立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后改称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以及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后改称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均任常务副会长并兼《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主编,多次组织相关的全国性重大学术活动;《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学编委兼“社会主义在中国卷”主编;北京市高校职称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历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第七届、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等。

1950年3月,胡华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由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同年,由人民出版社连续发行13版(次)、数百万册,有日本、朝鲜、维吾尔、哈萨克等文字的译本,在新中国刚刚诞生之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数十万册,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他先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等,成为我国高等院校和党政干部学习的重要教材;他的主要著作还有《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南昌起义史话》《中国历史概要》(与翦伯赞、邵循正合著)等;主编有《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等。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丛书1986年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胡华获最佳主编奖。1987年又获吴玉章奖金历史学一等奖,在海内外已被译成多种文字转载或出版。2013年出版有六卷本《胡华文集》。

原文链接:

[光明日报]戴逸:与胡华同志相处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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