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何人家的儿女,年内覆盖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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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会’上对社会保障的热烈讨论中可以看出,本届政府对社会保障问题、对民生问题的重视,这让我们这些从事多年社会保障研究的学者非常兴奋。”3月9日,北京大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所副所长叶静漪高兴地告诉记者。

记者24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今年1—6月全国实发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3836亿元,全国已连续66个月实现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各地已开始为2010年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做准备。 截至6月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人数分别为22413万人、33679万人、12339万人、14074万人、9794万人。1—6月份,5项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收入6168亿元,同比增长17.6%;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水平均有提高,上半年5项社保总支出5775亿元,同比增长19.3%。其中全国农民工到6月底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业保险人数分别达2380万人、4153万人、5054万人、1518万人。 目前已有25个省份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比去年底增加了6个;国务院决定安排429亿元资金,统筹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医疗保险问题,第一批资金已拨付到位。 今年8月,我国将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年内覆盖10%左右的县。《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正抓紧制定有关规程,将在年内出台。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力争实现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3.9亿人的目标。 此外,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建立发展家庭服务业促进就业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将着手制定发展家庭服务业促进就业的指导意见,并从今年起大力推进。 目前,我国家庭服务业大致有20多个门类,200多种服务项目,涉及家务劳动、家庭护理、维修服务、物业管理、社区导购等各个方面。我国家庭服务业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的家庭服务人员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和办理社会保险。要把发展家庭服务业与解决农民工就业紧密结合起来,与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以及其他新增劳动力就业有机结合起来。

于建嵘 (进入专栏)  

  在正在召开的“两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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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再次成为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

  有一位来自福建的全国政协委员近日提出,“农民工失业将带来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将他们转移出去,是地方官员的本位主义考虑。”他认为,地方政府不是动脑筋创造就业机会,运用科学发展观思路来管理,而是让其它省份为其创造就业机会。对此,他提出,“谁的孩子谁抱”,其它省份并无义务去帮助消化劳动力。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郑秉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社会保障问题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上,一方面,社保资金的来源不足,另一方面,社保的投资渠道没有统一的说法,一方面,社会保障的深度不够,另一方面,还有大量的人群不能被社保所覆盖。

  我不知道这位政协委员是谁的孩子,但显然他将自己当成了农民工的老子。在我看来,这位委员把失业农民工当成社会特别是劳务输入省的负担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所提出的失业农民工要由原籍省来消化的主张,恰恰是长期存在的对农民工进行各种地方性限制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最突出表现,更是十分有害的。

  “中国迫不及待地需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这个进程越快社会成本就越小。”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常务理事赵曼说。

  我们知道,中国一亿多农民工。这个群体一直是这个社会最具活力的劳动大军。他们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廉价的劳动力,成就了千万个企业的壮大和数百座城镇的繁荣。特别是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沿海地区,正是依靠数千万从落后地区流入的农民工的努力,才获得了这些年的快速成发展。然而,这些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他们在城镇从事工人的工作,但无法如市民一样享受到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失业保险、住房等各种的社会保障;他们的青春、血汗甚至生命虽然都遗落在异乡城镇,但终究难以在它乡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摆脱不了叶落归“乡”的命运;在经济繁荣时,我们只看到他们不停劳动的身影,而出现经济危机时,最先被裁员和清退的也正是他们。他们是漂移在城市与乡村、异乡和异城的社会弱势群体。

就业压力考验社保

  究其原因,中国事实上存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要承担很大责任,但各种地方保护主义也是造成目前农民工失业而又没有任何保障状况的重要原因。以农民工养老保险为例,本来是被视为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的重要举措,但调查显示9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购买养老保险。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现阶段推行的养老保险基金区域统筹与农民工跨省区流动存在尖锐矛盾,农民工调换工作岗位后没有办法转移、保持养老保险关系,即使个别的能转移,但是费时费钱费精力,而使农民工很难真正享受老有所养待遇,才是农民工消极对待养老保险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目前各地实施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不便民和不利民这一根本性的缺陷。而为什么这一制度缺陷长期得不到弥补,则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意维护这种缺陷。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不利于农民工的制度对本地是有益的。也正是这种错误认识,使许多地方还出台过许多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歧视政策。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3月9日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到2003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比上年底增加0.3个百分点,实现了全年控制在4.5%以内的目标

  现在经济出现了些问题,造成了大量的农民工失业。那些农民工大量流出去的省份,往往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这些省份由于用于解决失业农民工的资源有限,他们空对空的口号式“解决方案”还有些,对农民工就业和生活真正起作用的办法却十分鲜见。而那些曾经依靠农民工的努力而繁荣发展起来的地区,为了自己今后的快速发展,也应主动地承担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力争给农民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力争给无业的农民工适当的社会救济,力争为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就业培训条件,力争为农民工就业搭建更准确的就业信息通道。而现在却有这些一些人,不仅对农民工没有感恩之心,反而把失业的农民工视为当地政府的负担,想利用所谓的制度来限制农民工的自由流动,甚至与那些农民工大量流出的省份争论“谁的孩子谁抱”这样无聊又无耻的问题。

  2004年,政府定下更高的目标,全年新增就业9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其中大龄就业困难人员1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7%左右。

  事实上,这个社会很少有把农民工当成孩子看待的,起码没有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在我看来,农民工不是谁家的孩子,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人,他们有权利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区出买自己的劳动,他们也应有权利在任何地区享受他们的劳动创造。没有这种认识,要很好地解决农民工的问题,简直没有多少可能性。

  但是,尽管政府增加就业岗位的目标年年提高,就业的压力却仍然严重。有关部门估计,2004年全国下岗失业人员总量将在1400万左右,城镇新增劳动力在1000万的规模,其中高校毕业生在去年212万规模的基础上还要增加68万人,城镇就业供给总量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左右。

  

  经济体制的转型是造成中国就业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政府也正在通过多种渠道扩大人口就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2004年,中央将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要把财政、信贷支持和税费减免等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再就业补助资金83亿元,比去年增加36亿元。

  (原刊《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6日于建嵘专栏)

  他指出,除了要拓宽就业渠道,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鼓励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等积极的就业政策之外,社会保障作为积极政策的补充手段也刻不容缓地提上日程。“社会保障如果处理得好,将对就业问题起到缓冲的作用,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经济系主任易定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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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险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上,首次把基本生活保障放在了再就业问题之前,并于同年对失业保险的缴费比例进行了调整,企业缴费为工资总额的2%,个人为工资总额的1%。到目前为止,失业职工至少有三个渠道解决生活问题,失业保险、社会救济以及最低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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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中国的社会保障仍明显不足,和就业直接相关的失业保险制度正在完善之中,解决失业人员长期保障问题的养老以及医疗保险的缺失程度还十分严重。很多职工即使不失业,仍面临“有险无保”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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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届人大常委、多年研究社会保障问题的专家郑功成以医疗问题为例这样描述中国社保缺失的严重程度:目前城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达1亿,仅占城镇人口的20%;而农村只有不到10%的人口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保障。同样严重的是养老问题:80%的老年人没有养老保险。

  社会保障的不足,使失业造成的社会稳定风险加大。而事实上,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健全,还可以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赵曼举例说,社区事业的发展就会创造很多就业岗位。

农村社保亟待建立

  刚刚公布的200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高度重视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文件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城市政府要切实把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已经落实的要完善政策,没有落实的要加快落实。”

  随着国家政策的引导,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正在向城市转移。统计显示,中国农民进城务工人口数量已经将近1亿

  面对为数众多的农民工,郑秉文认为,对这部分人群的社会保障已经到了必须讨论、设计社保实施方案的时候了。从长期来看,农民工的“初级社保”问题不解决对劳动力市场乃至社会稳定都将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他认为,根据中国现有的国力,在短期内将其纳入到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范畴显然还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符合农民工经济状况的、再低一个层次的社保计划,作为过渡暂时先把农民工的问题解决了。

  “这里要考虑到三个问题:第一是社保制度要有非常好的‘便携性’,易于农民工的异地流动;第二是要有良好的‘流动性’,主要是指导变现的能力问题,给一个特殊的政策,在退休之前可以提前支取;第三是商品性,即商品化程度要高,让农民感觉到想购买其他商品一样买了以后就是自己的,看得见,摸得着。”郑秉文说。

  除了农民工之外,失地农民的保障同样现实地摆在面前。随着人口增长,农民人均占有耕地数量正日趋减少,工业的发展同时占用了大量农村耕地,退耕还林、退耕还牧……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正在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统计显示,中国的耕地一年减少700至1000亩,相当于每年消失一个县。而中国县的总数不过2000个。

  但是,社会保险对绝大多数失地农民基本上还是空白,仅有的社保仅仅是社会救助和极少量的养老保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在3月9日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主要办法就是农民自愿交一点钱,集体经济或者社区进行辅助,建立养老保险制度。

  目前中国已经有6000万农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积累了216亿元,有108万的农民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不过这些占有人口总数80%的农民也只享受到了20%的社保资源。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享受社保依然是一个“奢侈”的愿望。

  郑斯林强调,农村社会保障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域的辽阔性,在现阶段全面推行农村社会保障还需要很长时间,尚不具备。“我们正在研究制定适合于进城务工农民、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以及农转非人口的养老保险制度,然后再逐步过渡到其他农村人口。”

  当前,农民的社会保障最重要的是要确保耕地,对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应该给予合理补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也正在探索把土地作为一种社会保障来入股等一些新机制。(国际金融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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