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持行政事务治供给的公民观念和素质,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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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的真谛是什么?就是由“民”自己来做“主”。从逻辑学上看,“民主”和“自由”其实是有同一个内涵的概念,只不过适用于不同的人群范围罢了。就是说,内涵相同,外延有个宽窄而已。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由大多数人来做主就叫“民主”;在个人事情方面由“自己”做自己的“主”,也就是“自由”(“自由”就是“由自”,由自己做主。所以自由也就是“自主”)。这就像我们使用的餐具一样,形状一样,小的叫碟子,大的就叫盘子;小的叫“盅”,大的就叫“碗”。无论国家大事,还是小民的个人事,都由“民”自己来做主,这就是“民主”,也是“自由”。

  四、宪政、法治。宪政是近代产生的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是民主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其核心,是宪法至上,按照宪法治理国家,一切政党、团体、个人都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任何人都无超越宪法的权力。宪法的精神有两点:(1)保障每个公民生而具有的各种权利;(2)约束政府的权力,禁止它从事任何损害公民权利的活动。宪法是民主协商的国家根本大法,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代表和反映全体公民的基本诉求。因此,宪政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宏观反映。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需要通过一系列实体法来落实,这种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以宪法为规范,以法律为手段的国家治理,就是法治。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需要通过宪法确立,并得到法律的保障。十分明显:只有宪法规定而无法律保障的公民权利只是伪权利;不以民主为基础、不保障公民权利和约束政府权力的宪政只是伪宪政;不切实保障宪法落实、背离宪法精神的法律治理只是伪法治。

两党制作为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的典型,从本质上说依然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的。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两党制也具有不同的特点。英国和美国的两党制是两种不同的典范。

  

  通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人类对民主的认识逐渐趋于成熟,在古代雅典“多数决定”的原则和古罗马共和国选举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现代民主制度。现代民主制度对雅典和罗马民主的发展和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继英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之后,其北美殖民地提出了独立的要求。18世纪北美工商业资产阶级、大农场主、种植园主等原英国移民的力量日益强大,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阻碍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武装镇压的高压政策使民族矛盾更加激化。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1776年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美国人民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赢得胜利,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革命之后,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如何组织政府的问题上,人们结合美国实际,吸纳和借鉴欧洲大陆现成理论,设计自己的建国方案,以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保守派与以工商业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激进派,分别提出建立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的不同主张。1786年经过激烈讨论,制宪会议制定了联邦宪法,该宪法按照资产阶级的要求建立了总统制的合众国。

  

  从人类社会的现代民主实践看,由于历史、文化、习俗及社会发展的差异,各民族国家对民主的践行方式或有不同,但从已有的几种民主体制看,不论是英式民主、美式民主还是北欧式民主,不论总统制、内阁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民主的基本理念和构成要素是共同的,这就是对国家主张人民之自由民主权利,对社会主张个人之自由民主权利;并以人权保障为目的、以自由普选为手段、以多数决定为选择、以宪政法治为平台、以三权分立为制衡、以党派平等促竞争、以军队国家化为保证来实现这种主张。这就是民主的普世性,也是检验民主成熟度的标杆。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抛弃以上民主要件任何一项的民主,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民主,都可能是伪民主、假民主。

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原则。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原则是资产阶级所设定的划分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权能的原则。这个原则的提出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与封建专制王权的妥协性。在当时这一原则就遭到卢梭的批判。他认为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这种分权思想实际就如同将活人割裂成数段的幻术一样虚幻。国家设置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实际是一种职能的分工,而不是权力的分割。如同恩格斯所说“事实上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也像其他一切永久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一样,这个原则只是在它符合于现存的种种关系的时候才被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4页)这个原则之所以被资产阶级采纳,是因为三个机构的相互制约和监督,正可以保证各种法案都能经过反复考量,以保证确能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但是政治和企业在操作上还是有区别的。这是因为“股权”和“人权”毕竟还有着本质的不同。股权,就不同的人来说,可以有多有少,谁多,谁就有话语权;谁少,谁就失去了话语权。某一个人的话语权,可能比许多人的话语权之和还要多,但这许多人也必须服从,不服从的唯一办法就是“用脚投票”——走人。但在政治上却不能这样。这是因为作为公民社会中的公民,无论职位高低贵贱,每人只有一票的话语权。当社会出现了多数话语权对少数人的“话语强迫”(大多数强迫)时,作为少数个人,不能像股票那样,可以用脚投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在世界还没有自由移民的时候你无处可走;另外,即使可以自由移民,但作为具体个人的公民拥有的权益也很难从一个国家完整地转移到另外的国家。所以社会对形成大多数人强迫的局面,给予少数人的补偿就是——你可以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

  关于民主,自古以来,从理论到实践,从先贤到后哲,从古希腊到今世界,讨论的著述汗牛充栋,让普通人高山仰止、可望难及,大大限制了民主思想的普及。 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民主其实只应该是现代人的一种常识,一种生活状态。就像我们知道人与动物的区别、人活着就应该像人一样。民主就是让我们活得像现代人的东西,必须拥有,不可或缺。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民主作为一种统治方法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其服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建立民主制度要求,就是要建立一个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政治工具。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们也就是根据这个目的为其出谋献策,设计出一整套政治制度。

郑克中  

  二、现代普选制确立。现代普选制与古代、近代普选制的差别,是在选民范围的法律认定上。古代选民局限在贵族、自由民、男性,将女性、奴隶排除在外;近代有的将无产者排除在外,有的将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政见者排除在外。使民主的性质大打折扣。现代普选制在人人生而平等理念的指导下,选举与被选举权不再以性别、民族、信仰、职业、身份、地位、财产拥有状况划分。多数决定原则得到最大化体现,民主的本质得到最大彰显。

二、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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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人类政治史,民主始终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制度,民主无阶级性而只有阶段性。从古代到现代,民主大致有三个发展阶段,即初级、中级、高级阶段,对应于这三个阶段的,是古代民主、近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民主的过程,就是从初级走向高级、从狭隘走向广泛、从局部走向全球、从感性走向理性的过程。人类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虽然有曲折、有坎坷、有停滞、甚至有倒退,但总是向前的。因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是由人民组成。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力量,民主是人民的自然需求。任何阻挡民主的势力,都是自绝于人民,都将被历史前进的车轮碾得粉碎。

(作者: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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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常识

事实证明,在英美国家,虽然两个党派经过选举轮流执政,但不论哪个党派上台,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其矛盾也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尽管在两党之外,还存在许多其他政党,如英国有社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英国共产党等,但这些党派都没有权利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议员或总统选举,只能作为两党制的补充而存在。

  

文/卓然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除了要求政治自由之外,又提出了实现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全面自由。自由的重心转向社会经济领域,包括思想和言论自由、个性自由等,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的独立性。新的自由观涵盖了消极和积极两种自由,它认为个人的自由发展有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人的聪明才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从而实现资本主义永世长存。

  一

  三、 将“多数决定”原则控制于公共事务领域,而不适用于思想、精神生活等个人自由范畴,以及科学、艺术等文化领域。具体到社会生活中,就表现在政治选举和公共事务上票决的多数胜原则。如对各级议员、政务官的选举,以及对重大公共事务的公决。显然,在对任何公共事务人们不可能意见一致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多数决定是必须也是相对公正的。多数决定适用范围的控制,解决了雅典民主产生苏格拉底悲剧之弊,保证了个人思想、生活免受多数暴政的侵害和科学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

;民主制度;资产阶级;西方政治;自由

  三

  人类进入近代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人口、幅员扩张,公共事务大量增加,社会治理日益繁复,选举民主得到普遍接受,通过公民选举,遵从多数决定的原则,选出公众代理人参政议政,成为近代民主的基本形式。但选举民主同样存在缺陷。民主是专制的天敌,是克制专制的制度设计,但是选举民主并没有解决克服专制的问题,相反,很多时候成为专制合理化的手段。以近代民主发祥地的欧洲为例,1848年法国路易· 波拿巴通过普选当选为总统。4年后又以  80%的赞成票复辟称帝,从民主走向专制。最极端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纳粹统治。1932年,纳粹党魁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希特勒上台后,立即废止了民主制,取缔其他合法党派,实行对内一党专制,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主义,给人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仅有选举民主是远远不够的。仅有选举而没有监督和权力制衡的民主,并不能保证消除专制。有人以希特勒的上台质疑民主的先进性,其实,西特勒上台后的作为,不仅不能证明民主的多余,恰恰证明了选举民主的缺陷和不足。人类要彻底消灭专制,必须不断完善、充实、扩大民主,让民主深入人心,成为一种信念、一种常识、一种生活状态。

政治民主,从本义上来说是一种国家的统治形式和方法。但是,这种政治民主制度是非常粗糙的、残缺不全的。实际上,只有少数希腊男性自由人才享有公民权,才能参与民主政治活动。

  

  “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意为“人民的统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肇始于公园前5世纪的古希腊雅典,历时250余年。雅典民主的核心内容是“多数决定”原则,具体的表现,是公民直接参予城邦治理。当时的雅典城邦居民,凡20周岁以上的男性自由民,都有权参加定期举行的公民大会,对城邦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大会以多数意见作出决断。作为民主制度最早的探索与实践,雅典民主当然是有缺陷的。其中最大悲剧,是在民主的黄金时代,公民大会通过一个对不信奉雅典宗教和不敬神者治罪的法律,根据这一法律,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受到审判并被驱逐出境。此后,当时雅典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更被公众法庭判处死刑,成为雅典民主的千古污点。这也就是“多数决定”原则的负面效应——多数人暴政。苏格拉底的学生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纯粹的直接民主与暴君专制无多大差别,民主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它预设了多数人意志的正当性,有多数暴政的倾向,对这种统治必须有所钳制。在民主的形式下,多数人的决议剥夺了个人的权利,这在人类后来的民主实践中屡见不鲜。

1789年,由于财政困难,路易十六企图通过召开三级会议,向第三等级征收新税,使国王与第三等级之间的矛盾激化。在资产阶级的号召和领导下,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随后在制宪会议上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布生命、自由、财产是人人享有的平等的天赋权利,国家的作用在于保护这些权利的安全和不受剥夺。这实际是把资产阶级的要求作为全体人民的愿望提了出来。由于第三等级的构成复杂,各个阶层之间既有相同的利益,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要求,这使得大革命爆发之后,法国立宪经历了多次失败与尝试。大资产阶级、代表中等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相继上台,制定宪法,但都以失败告终。其后,经过法兰西第一共和、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等反复多次,直到1958年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法国才真正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

  民主社会的政治构建模式,其实就是股份公司的构建模式。股份公司又植根于商品或市场经济,所以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构实乃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到现在为止,人们应该彻底明白了,那种企图消灭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关于未来什么社会的构想是多么的荒唐了。股份公司是一个在确认个人财产所有权份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有制机构,民主国家其实也就是一个确认了公民个人权利的大股份公司。它们共同之处就是,都信奉和遵守“大多数原则”,同时也必须为个人在集体中的的权利不被剥夺而创造条件。

  在雅典民主肇始的同期,南入地中海、东与希腊隔爱奥尼亚海的意大利半岛南部,罗马人驱逐了国王卢修斯· 塔克文· 苏佩布,结束了王政时代,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古罗马共和国历时460余年,从意大利第伯河畔的一个城邦,发展成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古罗马共和国是人类历史上最风光旖旎的时代,也是现代文明的摇篮。无论是共和体制、民主政治、宪政法治或分权制衡,还是体育、文化、传媒,现代文明都不难从中找到参照。罗马位于南意大利西边。公园前8世纪后的约250年间,希腊处于全盛时期,由于人口增长,向外大量殖民,新的希腊城邦遍及小亚细亚、北非及南意大利等地中海沿岸,罗马人深受古希腊文明的影响,民主理念继承自古希腊,就制度而言又有创新。相较于雅典的参政民主,古罗马共和国创立的选举民主显然更为成熟。从表面上看,相对于雅典民主,罗马民主的选民与国家政治中心距离变远了,好像是对民主的削弱;其实,由选民选出的精英人物参政,效果比大量普通人参政好得多。这就像法庭上聘请一个专业律师辩护,效果远大于一群门外汉乱糟糟议论一样。古罗马共和国创立的选举制,奠定了人类民主的基本形式。如果说雅典民主确立了多数决定原则,那么,罗马民主则使这个原则更趋于理性,效果更好,适用性更强。通观人类此后的民主实践,基本都是在罗马民主的框架内运行。

英国的两党原来是自由党和保守党,后来发展演变为工党和保守党之间争夺占有议会多数,掌握内阁统治权。英国作为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是虚位的,实权掌握在议会手中,内阁是英国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由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来组织,其党魁成为内阁首相,主持内阁工作,这样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就掌握了整个国家的统治权。同时,在议会中赢得少数席位的在野党则组织“影子内阁”,经常攻击多数党的政策方针,随时准备成为执政党。

  

  一、人权保障。人权概念产生于17世纪,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物。此后经启蒙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成为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石。1948年联合国发布《世界人权宣言》,标志人权成为国际主流社会共识。人权概念的引入,成为现代民主与古典民主、近代民主的分水岭,从根本上回答了民主的目的问题,这就是民主政体的建立,是为了保护全体人民每个人的人权。人权是每一个人与生具有的天然权利,包括人人生而平等,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任何人无权剥夺他人的这种权利。即使是多数决定,也不得侵犯人的这种权利。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可让渡,颠覆了神权、皇权以及任何力量的绝对统治,使多数人暴政或少数人暴政都成为不可能。人权理念赋予了民主更广泛、更深远、更永恒的价值。可以说,人权理念的确立,标志着人类民主思想与实践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16到17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壮大,法国发生了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是一场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思想渊源是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它启迪人们用科学批判神学,用人权反对神权,用民主代替专制。正如恩格斯所言,启蒙运动使“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23页)这就为大革命的发生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

  二

  六、党派平等合法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化,可以保证党派的平等地位,促进党派的新陈代谢,利于党派的平等竞争,给民主选举提供多种选择,利于优胜劣汰。军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军队不从属于任何党派,只忠实于国家、服从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有利于维护民主制度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十分明显:在一个党禁不开放、党派不平等、一党独尊、政治垄断、军队党军化的国家,不可能有真民主、真宪政。

近代最早采用权力分立原则的是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当时的权力分立主要是指立法权和执行权,洛克在《政府论》中曾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之后,法国的孟德斯鸠在对英国政制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法国封建专制时期司法职能被滥用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政府职能的划分。他认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6页)这句话实际从正面说明了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的真正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自由意志。因为,根据前文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和两党制的分析,资产阶级的意志主要是通过掌握议会的立法权来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要使该意志能够转变为政策得以推行,其执行权就必须受到立法权的制衡;而另一方面,由于立法权本身是被分割在两院中,掌握在不同的利益派别手里,为了防止不同派别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调和或立法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宪政制度在同时给予了行政权对立法权的相对否决权。至于司法权的功能则更加明显,司法部门本身没有创立法律的权力,它必须严格按照立法部门制定的法律审理案件,尽管美国的最高法院有违宪审查权,但这种权力所要维护的是美国联邦宪法的基本精神,这恰恰是符合资产阶级的根本要求的。可以看出,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的本质不是权力分立,而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对政府职能进行的分工和调配。

  说了这么多稍远一点的话,再让我们回到民主的“乱象”问题上来。

  五、三权分立。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三权各自互不统属,独立行使职权,通过权力的相互平行制衡确保民主、宪政的落实。在三权分立制度下,不可能形成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即不可能有任何政党及个人的绝对领导和独裁。三权分立是民主宪政的重要内涵,是避免希特勒、斯大林式的人物假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制度保障。十分明显:没有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在政党或个人绝对领导下的所谓民主、宪政,也只会是假民主、伪宪政。

西方第一个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是英国。13世纪《大宪章》的签订使贵族在与国王的斗争中获得了限制君权的宪法性权力,封建贵族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利益得到了保障。从这一时期开始,英国议会逐渐成为贵族与国王分庭抗礼的场所。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圈地运动使一部分封建贵族成为具有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新贵族,在联合新兴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封建势力共同反对封建旧势力的斗争中,通过议会夺取立法权,以限制国王任意征税,也就是“不出代议士不纳税”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要求。围绕立法权和征税权,以国王与旧贵族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和以新贵族与资本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力量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斗争,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经过一段共和时期、克伦威尔独裁和短暂的君主复辟,封建旧贵族与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达成妥协,通过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资产阶级才以保留“虚位”君主、议会掌握立法实权的形式,建立起了君主立宪制。

  政治民主,从表面来看,是有点乱,特别是那些不成熟的、或尚走在探知民主真谛道路上的国家或地区,就更是如此了。可话又说回来,即使在欧美那些拥有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国家就一点也不“乱”吗?当然,在他们的议会里已经看不见肢体接触、相互打斗的场面了,也没有人组织起什么衫军就把领导人赶下台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游行、罢工,示威者和警察冲突仍然不时会冒出来。这对于长久在专制下已经习惯了过一种表面平静的、“有人管”的社会生活的人来讲可能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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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随时代而演变

  

首先要明确指出,国家的政体形式和国家的统治形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正是在这一点上,列宁说:“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他们在论述国家问题的时候,混淆了国家的政体形式和统治形式,将实在具体的国家统治制度形而上化、抽象化,借此掩盖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妄图掩盖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属性,即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的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权的一种手段。

  五

一、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没有统一模式

  

16到18世纪期间,欧洲其他国家,如德国、荷兰、意大利等西欧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得到了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提出了自己的建国要求和治国纲领。这表明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权时,都离不开民族的、时代的、文化的特色。

  民主国家,看上去有点乱,其实这正是民主的标志或验证码。如果没有这个标志或验证码,还说这是民主国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民主必须以人权为基础,或者说,民主和自由只不过是人权的实现形式。怎么实现民主呢?尊重社会大多数人的选择同时也必须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和意见。大多数人的选择就是根据选举和公投的多数票来确定,确定之后,即成为法律——共同行为的准则,在一段时间内无可更改,但少数人的利益和意见也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如何尊重、保护呢?就是让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民主国家几乎都少不了有街头抗议示威的人群和媒体对政府某项政策的批评。这也就是人们从表面上看到的“乱”。这样说来,“乱”应该就是民主生活的的一种常态,或者说是它的名片。因为任何一项政策,不可能得到百分之百人的拥护,那么不拥护的人就有权力用各种公开的方式加以表达。表达出来就是让社会知道和去思考,说还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的意见和利益可能被社会忽视了,应该不断探索寻求补救的办法。另外,人类社会发展史还证明,多数人的意见未必永远是正确的。为了防备出现错误而无法纠正的情况产生,也必须让少数人的意见得到表达。如果他们代表了正确或是合理的,社会就没有理由不加以改正。这是构建社会稳定所必备的条件。知道了这一点,才能了解,为什么所有现代国家的法律都必须规定给予公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自由权力,那不是为了显示掌权者的宽宏大度,而是为了保证社会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和别陷入发展歧途而不能自拔。

两院制的代议制。在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需要通过一定的政治形式组织国家政权,代议民主制是其使社会得以运转所采取的主要形式。在古代,民主政治采取的是直接民主的形式,公民大会是直接民主的议事机构。到了近代,由于民族国家的版图扩大,人口增多,受空间和时间限制,采用直接民主的形式已不可能,因此,体现间接民主的代议制成为资产阶级组织政权的根本形式。代议制就是人们通过选举选出代表,由代表通过议会参与、决定和管理国家重大事务。西方国家议会一般由两院组成,两院的设置是由各国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如英国设上院、下院,上院是由贵族代表组成,下院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所组成,其成员是从有产者当中产生的。美国和英国不同,其两院是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院由各州选两名代表组成,而众议员则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

  大多数原则,就是任何关系到这个集体利益的大事情,都用选票来决定,以多数票赞同为标准,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人类摈弃暴力原则之后的被认为是最公正的选择;但是,被否定的少数人的利益和意见也必须得到尊重。在公司中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因为每个人在公司中的利益份额是清楚的,个人如果不同意大多数人的决定,把自己的股份转让掉就是了。也就是说,你的利益在明确个人权利的基础上是不会被剥夺的。

公元16到18世纪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主要要求是摆脱封建割据势力的阻碍,使自己能自由地在市场中致富发财,并得到国家的安全保护。他们要求参与政权的目的也在于此。除此之外,政府最好远离自己,“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是“必须的恶”就是当时的流行词。因此,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初,都以扩大立法权、削弱行政权为主,他们认为政府太过强大会危害个人自由。

  还有一些东方国家,民主搞得也不是那么成功,像泰国,黄衫军、红衫军,弄得总理谁也做不下去;像印度、印尼、菲律宾,搞得也不那么令人满意;再加上台湾,立法院打架,陈水扁贪污,红衫军倒扁……这就使许多人对民主政治产生了怀疑,起码对东方人搞民主政治是否合适,心中不免犹豫起来。这当然无形中也给了那些集权政治拥护者们进行诋毁、抵制民主的的口实。电影演员成龙最近在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会议上竟然说,“香港乱,台湾也乱,中国人就需要有人管”。此言一出,立刻引起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

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改革促使个人获得解放,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社会实现了快速进步。因此,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资产阶级内部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也开始暴露,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总体上都被资产阶级所掠夺。这就表明其一开始所宣扬的民主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治统治权的民主,自由是资产阶级掠取财富的自由,平等也只是掩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平等基础上的平等,因此,资产阶级所强调的人权也只是少数人享有的权利。

  我们还看到,无论民主还是自由,其实都与人的权利有关,属于社会中人的权利范畴内的事,即人权的事。所以,民主和自由其实可以看作是人权的实现形式。像所有权的实现形式是使用许可和收益许可一样,人权的实现形式就是民主和自由。没有民主和自由,当然也就没有了人权。治国为什么要提民主和自由呢?因为所有社会就是从不民主和不自由中走过来的。提民主和自由,就是要让民主和自由代替从前的不民主和不自由,也就是把被剥夺了的人权归还给人民。这就是整个世界近现代历史要完成的任务。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壮大成为当时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能够领导社会的各个阶级开展反对封建贵族统治的斗争。由于各个民族国家的地理环境、历史情况、经济水平、阶级布局、社会结构、文化基因等条件不同,各国资产阶级在建立民主政权的道路上采取了不同的路径。也就是说,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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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方国家的妇女、少数民族和工人都先后取得选举和被选举权,但这并没有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性质。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政权以后,基本都制定了宪法,实行了“宪政”。各国政府也都宣誓效忠于宪法。所以,无论政府如何变更,具体制度如何变化,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却始终不变,“生命、财产、自由”等“天赋人权”始终被保留。这也就保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权始终被保留下来。只要这种社会制度不改变,任何人担任议会代表实际上都只能是为资本主义效力。

  世界上所有国家最终一定都要走向民主,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民主的道路如此之曲折和艰难,在世界上还真不是很多。从孙中山,不,确切地说是从康梁变法至今,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实践,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民主的幼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总也扎不下根来,更不用说获得营养生长了。康梁要求君主立宪的民主,慈禧太后不答应,孙中山要求民主,北洋军阀不答应;毛泽东要求民主,蒋介石不答应;张伯钧、罗隆基要求民主,毛泽东不答应,到后来,甚至连党内的要人要求说几句真话的民主权力,毛泽东也不答应了。……。

15世纪欧洲爆发了两场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结束了基督教教会十几个世纪在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的垄断地位,为基督教的民族化和民族国家的诞生开辟了道路。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上帝对社会国家的统治和干预,“从人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国家问题”,为国家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契约和人生而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两个观念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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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主,从本义上来说是一种国家的统治形式和方法。这种形式和方法,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存在。据有关古希腊历史著作的记载,古代雅典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和多次改革,直到公元前5世纪才逐渐建立起民主制的城邦国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和《雅典政制》中提出,这种城邦形式体现了自由、平等和法治等特性,并具有立法、行政、司法等机构。但是,这种政治民主制度是非常粗糙的、残缺不全的。首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者——奴隶未被当做人来对待,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他们根本不能享受任何权利。其次,女人和外邦人虽属自由人,但也不能参加民主政治生活。实际上,只有少数希腊男性自由人才享有公民权,才能参与民主政治活动。另外,这种政体形式很容易被野心家篡夺,蜕变为僭主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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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的根本问题是“谁代表和代表谁”。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初,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对选举和被选举代表的资格设立了财产、种族、性别等多种限制。英国“不出代议士不纳税”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根本政治要求,这本身就说明英国议会只有有产的纳税人才能参加选举和担任代表,在议会中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而美国联邦宪法规定,公民只有具备一定的财产资格才能选举和担任两院的议员,在议会中代表资产阶级表达政治要求。

  

君主立宪制从国家政体形式上看,虽属于君主制,而从国家的统治形式上看,则是一种民主制。革命之后,君主作为国家的象征,逐渐失去了统治权力,真正的国家政治权力转移到了议会手中。英国议会包括贵族院和平民院两院,贵族院的议员不是选举产生的,主要由王室后裔、世袭贵族等封建贵族组成,平民院是新贵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随着历史的发展,上议院的力量逐渐减小,下议院日益成为有影响力的一方。这样,资产阶级就通过不断争得议会中的民主权力实现了自己组织政权、发展自身利益的目的。 这场革命打破了封建壁垒,使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得到了政治保障,资本主义得到自由驰骋、安全发展、秩序稳定的政治环境,开创了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时代。

  说起来,这个任务可能不困难,不就是一次转换吗?可实际上,因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在政治领域中一次质的改变,所以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这个困难就在于要把社会积攒了几千年的独裁基因用民主基因去置换掉,也就是说在社会上必须完成一项巨大的基因改造或重建工作。牵涉到社会基因工程,当然就可能很复杂,并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完成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到了公元15、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壮大,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提出了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西方政治民主制度才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政治体制。

  为专制制度辩护的那些人士,总是爱拿民主制度的这一“缺陷”来说事。他们说,专制对人的自由权利的剥夺与民主制度所形成的“大多数强迫”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剥夺,所以,彼此彼此,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也不要去盲目崇拜什么民主制度。他们打出所谓的国情特殊论的旗号,作为抵制民主在中国推行的理由。他们说,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走自己的路,不要让西方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诚然,每一个国家,作为个体存在都是特殊的,像个体的人一样。但决不能说因为你和所的人都不一样,你就可以不拥有大家都拥有的“人”的本质了。国家也一样。不管你与周围的国家如何的不一样,但历史进化的道路肯定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民主会成为当今世界的潮流。我想提醒那些坚持国情特殊论的先生们,当你们从前雄心勃勃地推进世界革命,想把地球上所有国家都囊括到共产主义大家庭时,想把世界变成红彤彤一片时,是否也曾考虑过国情特殊论呢?这个特殊论和对外主张世界多极化与对内主张单极化是不是一回事呢?

美国是总统制合众国,总统实际上掌握着美国最高的行政统治权力,因此,共和党和民主党,除争夺议会席位以外,主要围绕每四年一次的选举争得总统职位,从而获得国家最高权力。美国总统和参众两院议员选举的突出特点在于其“为了金钱和依靠金钱”的“金钱政治”。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候选人必须获得足够的捐款,才能得到政党的支持。据统计,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总开支超过了10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56%;个人、政党和其他组织独立花费了1.92亿美元以上,而2000年是1470万美元。最近的一次总统大选是2012年,总共花费了超过20亿美元,成为美国政治历史上最昂贵的大选。这些选举所花费的金钱绝大多数都来自各大垄断集团的捐赠。另外,美国院外议员的活动也获得了各种资金支持,这使得总统和议员在决定国家政治走向、制定各种政策时,首先要考虑垄断集团的利益。美国人民到华盛顿白宫门前集会反对华尔街的行动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白宫是为华尔街服务的政府。

  

两党制。资产阶级组织政权,进行统治的另一个关键是它的政党制度。在领导革命取得国家领导权的过程当中,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各个阶层都根据自身利益的要求,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在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为了使各自的经济要求能够转变为国家政策并推向全国,利益相同的派别和集团需要联合起来赢得选举,因此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党在产生之初,只是由一些政治主张或经济主张相一致的精英组成,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固,原先的政治党派开始制定统一的纲领,并建立组织,发展党员,政党制度逐渐形成。

  再有,因为民主虽然比专制更公平,但依然会发生“大多数人强迫”,所以在做有关社会的重大决定时,除去总统、议会选举之外,一般来讲,“全民公决”这样的事,还是运用得越少越好,就是说,在国家事务中,并不是什么事都要来一个全民公决。全民公决带来的“大多数强迫”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最容易造成社会感情的分裂和两派情绪的对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随着社会的发展,选举权的范围逐渐扩大。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黑人奴隶获得解放;20世纪,妇女的思想日益解放,开展了争取女权的斗争;工人在觉醒之后,不再采取捣毁机器的形式表达自身的不满和要求,而是作为一个阶级联合起来通过罢工和革命等手段争取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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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凸显,矛盾增多,这时资产阶级已由被统治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在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中掌握了立法权,使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就成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实现资产阶级统治权的工具。资产阶级政权得到巩固以后,他们发现国家不仅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建立稳定秩序,还必须同时考虑经营、管理社会的整体发展问题。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在其《社会学原理》中揭示了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个部分构成的相互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只有各个部分得到协调发展,社会才能实现稳定和进步。因此,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政治民主制度进行了调整,一方面建立庞大的官僚制度、扩大政府职能,巩固其政治统治,另一方面,提出加强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研究政府职能的行政学、管理学随之兴起,政治学成为一门研究国家问题的独立学科,同时促进了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向新的内容和方式发展。

  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观点以为,独裁就是一个人的事,或一个集团的事,解决了某些个人和他的那个集团,社会问题也就解决了。美国人以为解决了萨达姆,伊拉克的民主问题也就解决了。这是非常错误的社会历史观。我们的学者也总是习惯于用这样的历史观去观察历史,所以永远也看不到历史的真相。独裁者产生的社会一定是独裁意识非常浓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就思想意识来讲,绝大多数人是难以超越的。只有这样,站在宝塔尖上的独裁者才能立住脚。就像中国的社会,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皇帝立在权力的最高峰,其实你再看一看这个社会的细胞——家庭,哪一位家长又不是一个个“小皇帝”呢?另外,你不要以为那些佃户、佣工们就没有皇权想法了(不仅仅是当官,甘心当奴才也一样,这是官本位的另一极)。项羽、刘邦想当皇帝,陈胜、吴广难道就不想当?所以改造独裁社会,不是要去仅仅解决个别人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全社会人的生存状况和意识问题。中国一百多年来始终徘徊在民主的大门槛之外,也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可是传统的历史观使人们习惯于把历史的责任推给某一个人,就像我在文章开头的那种表述一样。作为阐述历史过程,直观、形象一点,那样说说还可以,但作为历史科学的表述,肯定是不行的。它容易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使人们误以为历史就是由于出现了几个好人和出现了几个坏人决定的。苏东解体了,我们就看见某些左派官僚、学者们立刻紧张起来,在大会小会上总是不停地警告说:苏联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和一个叶里钦,就把大好的社会主义断送了,我们一定要接受教训,提高警惕;毛泽东,这位总是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说给别人听的人,为了挖出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不惜发动所谓“文化革命”,用非法手段去打倒按宪法程序产生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一些高级领导人。好像历史只要在某些事件发生之前把那些可能会成为主角的人物消灭掉,历史就不会向那个方向发展了。唯心之极!我向大家推荐一本非常薄薄的马列经典小册子,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普列汉诺夫著。这大概是所谓马列经典中最值得看的一本书。什么叫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看待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读这本书,大概你永远也弄不明白。

四、结语

  

18世纪法国继英国、美国之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与英国和美国不同,法国的封建等级制是非常严格的,人被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僧侣,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工农大众在内的广大劳动者阶层。封建国王则是其政治保护者。受这种社会条件的影响,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除追求自由之外,“人人平等”成为其反封建斗争的核心要求。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所以当我们看一个制度时,必须要用历史的眼光,就是说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看它在历史的进化过程中是处在什么位置上,是一个先进的制度,还是一个落后的制度。先进的制度,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它与落后的制度比,是有本质的不同的。专制制度是少数人用暴力实现的对多数人权利的侵犯和掠夺,而多数人无权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要求,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只能用暴力反抗暴力,以暴易暴,社会就不停地进行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没有尽头。民主制度虽然不可避免地还存在“大多数人强迫”的问题,但这其实是历史的无奈。正像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一样,制度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大多数人的意志通过和平手段决定全体人的利益,总比少数人用暴力手段决定全体人的利益要进步得多,也公平得多。至于现在能不能产生出一种比“大多数强迫”更为先进的制度,还没有。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人不可能超越现实,去解决属于未来社会的问题。其实民主制度在其发展进化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发现和提出问题,不停地在进行自我完善。就像“大多数人强迫”这样的问题,其实早就有人在思考了。如果大多数人错了怎么办?所以必须要给少数人提供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和条件,另外还要用任职年限来限定根据大多数人的意愿获得社会职位的那些人。就是说被你们选举的人,一旦因为是大多数“看走了眼”,但由于任职的年限规定,他也不可能把错误永远地坚持下去。眼前的例证,就是台湾的陈水扁,而毛泽东却能把他的错误坚持几十年。这样的事不能不让人去思考。

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之后,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是应时而生,适时而变的。它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建立了资本主义新秩序,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得到资产阶级的颂扬和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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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其以人民的名义提出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要求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却从来没有人触动过。由于没有消灭私有制,消除资产阶级对广大工人的剥削和压榨,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即使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间的矛盾它也无力解决。因此,尽管资产阶级国家也有民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但资本主义社会仍然经常处于分裂之中,并不能集中、整合、动员和号令全国力量团结一致解决关系全民族利益的共同事务。这种状况就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痼疾和缺陷。因此,只有依靠一种新的民主制度,才能改变这种状态,这就是无产阶级所实行的民主集中制。

  其实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要想把这个问题看个真切,还得让我们从稍远的地方谈起。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这里所说的“民主”已不是少数资产阶级的民主。民主权利已经由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享有,所建政权的目的已不是保护资产阶级发财的自由。无产阶级所建立的民主制度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首先是列宁为建立党内民主所提出的,后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宪法原则。我国人民在近百年的革命斗争中选择建立了民主集中制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集中制就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一方面既能够保证个人的各项民主权利,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又能够实现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共同推进国家的各项改革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应当看到,由无产阶级建立的新的民主制度与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是为了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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