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95996868.net】在满世界化语境中开创大国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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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季羡林   任继愈  

听王岳川讲文化讲书法是一种享受。纵横古今、贯通中外,每个话题他都能洋洋洒洒地谈上几个小时。浑厚的嗓音、严密的逻辑,加上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配以收放自如的抑扬顿挫,让人不觉间已经忘记了周遭,跟随着他思想驰骋:在隽永、灿烂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怡然畅游,为中华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碰撞中的运命起伏感慨万千,并也不由自主地坚信:经过创新的东方文化一定能成为21世纪人类世界中的重要思想。

2001年4月,我在《文艺报·摄影导报》上,看到王岳川先生的摄影理论文章和他的大幅照片。照片上的王岳川,看上去很有文化底蕴和学养。于是,当时摄影导报的主编成东方先生,打电话问我有否收到刊有我作品的样报时,我便说:“最近这一期导报的文章和照片都很好,那个王岳川好像很有底蕴。”

王岳川 (进入专栏)  

这个温文尔雅的四川人,五岁开始习毛笔字,如今,写得一手好书法之余,钢琴、古琴、二胡等乐器也是样样精通,诗情满怀的他,每逢中秋之夜都会在未名湖畔拉起《二泉映月》。从国学到文艺美学,从西学到文化研究,再到全球化中遭遇到的国学问题,这个骨子里浸透着中华文化底蕴的学者,一路走来,伴随着一路光辉:1991年年仅35岁的他被破格提为北大副教授,1993年又再次破格成为北大文科最年轻的教授,1994年便被列为“北京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 1996年成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评审委员,1999年成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学者。

“那当然。他是北大教授,著名学者呢!”成东方谈起王岳川,便滔滔不绝。我对王岳川的最初印象,就是从成东方这里来的。当然成东方不是学者,他所谈的王岳川是一个艺术的王岳川。比如王岳川能拉二胡、弹钢琴,写得一手好书法,还能把歌唱到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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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我在《山花》发表了随笔《杭州话题》。收到样刊时,看到目录上有一个王岳川的访谈:《全球化语镜中的当代思想问题》。这个访谈做得非常好。它涉及了德国与法国哲学家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哲学与文学的界限,精神深度与实用主义之分界,以及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等。王岳川在访谈中说:“现在学术界很多人害怕思想、憎恶思想。我认为思想本身是无罪的,只有思想的极端形式或者极端地扼杀思想是有罪的。因而应该提倡宽泛的多层次的文化对话。其实人无论中西古今都是有缺点的,而这才是真实的人。这就意味着,新世纪的中国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让各国朋友提意见,这样中国才会真正进步。只有在东西方互动的良性条件下,新世纪‘中国形象’才会真正建立,才能使中国从20世纪的文化‘拿来主义’,走向21世纪的文化‘输出主义’”。王岳川说得很有道理。他的思维方式和思考问题是“中国”的,不是“小我”的。站在中国立场上向世界发问,也许是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今年五月我去广东参加一个诗会,会上遇见了王岳川教授。这使我马上想起,前几年成东方先生在电话中喋喋不休地向我介绍他的情景。朋友的朋友,仿佛就是我的朋友。我一见到王岳川就像老友重逢似的,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聊天。结果我们聊得很好很投缘,对许多问题和观念,都能达成共识。尤其他提出的发现东方,重塑中国文化精神,在全球化语境中坚持中国文化输出的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学术使命感和思想前沿性,让我很感兴趣。

  

正本清源:首倡“文化书法”

几天的会议匆匆而过,王教授在会议上很有风度的发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回到杭州,我在电脑搜索栏里打上王岳川的名字,几千个王岳川的条目就出来了。我这才知道王教授是四川安岳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和博导。著有《艺术本体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中国镜像:九十年代文化研究》以及新著《发现东方》等重要前沿性学术理论著作。从前,我读过不少文艺美学和哲学方面的书。但基本是西方的,要么就是古代中国的。中国现当代的,仅读过宗白华和朱光潜的文艺美学著作。似乎是少了一些。于是我决定花些时间,系统地读读中国当代理论批评家的著作。

  在兰州机场收到北大教授给我的短信“季老今天早晨去世了”,我感到非常震惊!紧接着,又收到友人另一条短信“任继愈先生今天凌晨去世了”。我的心沉入了万丈深渊。在飞机上,我茫然地望着万里蓝天,感到双星陨落的无限悲凉。然而,我似乎又在深蓝的苍穹中,看到一代东方学术大师巨大的身影,感到他们对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启示和无可替代的精神重量!

写了四十多年书法的王岳川,始终坚信,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处于核心层面的书法,是中国文化身份的指纹,也许是让中国唯一不同西方的文化身份标志。

在图书馆,我最先借到王岳川教授的《中国镜像》、《全球化与中国》、《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这些都与中国大主题有关的书,让我十分惊讶。

  我的眼前浮现出季老那睿智而安详,渊博而谦和的形象。这位精通英、德、梵语、巴利语、吐火罗文、俄语、法语的学者,焚膏继晷,已超越常人的工作热忱而“止于至善”:从考证到义理之学,从东方语言学家到东方学家,从印度历史文化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从佛教语言研究到中国文化身份思考,皆拓展出一个多元的文化研究域。“君子不器”,他命定般地不属于任何一个固定的研究领域,也不屈从于任何专业狭小的圈子,而是打通中西古今,透悟人类智慧,创新东方新思维。

于是,这个尊崇二王笔法、张扬魏晋风骨的北大教授,为书法界的一些反文化、反书法的颓败之气而痛心。书法界美术化,技巧化甚至全盘西化的趋势,市场化的习气,以及充满了“怪力乱神”、旁门左道之气的所谓标新立异,促使有识之士发出“要扶持书法界浩然正气,阐释书法经典价值”的呼喊。这种呼喊,是季羡林、任继愈等国学大师的心声,也是北京大学书法界的努力方向,这其中,呼声最高也将之付诸实践的便是王岳川。

“他在思考中国。”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他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1991年)中认为:现代性的西方文化过分强调竞争,已经显示出诸多弊端,东方文化将在未来岁月中显示出魅力。“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析到层子(夸克),而且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往下分。东方人则是综合思维方式,用哲学家的语言说即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而一。”“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用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而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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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很快读完了王教授的这三本书。这三本书给我的感觉和思考是:中国在前进,中国的学界和文坛又该如何前进?应该说,《中国镜像》是一部从思想角度来阐释后现代的理论著作。王教授所关注的是后现代进入中国社会后,文学由社会批判推进到文化批评,从相对偏狭的作家和文本中心批评,走向多元文化诗学批评。同时,他又尖锐地指出:“文学和艺术走向‘后现代’时,代价是沉重的。比如,当作家和艺术家不再叙写艺术真理和历史深度时,他退回了小我,玩弄自我感觉。于是对个人隐私和边缘生活的展示成为时髦,个人的超越性思考和精神性体验遭到讥讽……”王教授的忧患意识,让我想到当今不少学者,虽具有丰富的知识,渊博的学问,却缺乏自己独立的思考、见解、立场和领悟人生意义的智慧。前不久,在网上读到一篇《童心慧眼王岳川》的文章,似乎对王岳川教授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理解。王岳川14岁当了少年知青,有一次去放牛,从牛背上摔到了山崖下。那是一个幼小的生命,第一次对死亡的体验。38岁那年,他为了完成一部自己的著作,高烧发到41度,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又一次体验了死亡的滋味。然而,他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出现奇迹。他已真正懂得了“向死而生”的道理。因此他把学术做得人与学术不分。他的学术理念是:“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古代坐标、当代问题”。他强调这中、西、古、今四条“腿”,缺任何一条腿,学术平台都将摇晃或者坍塌。

  我知道先生为了写《糖史》,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每天来回五六里路去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从新时期以来近三十年,季老撰写了近三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几部学术著作。其一生的总数达1200万言,这种以写作连接的生命本体,显示了思想自由之后的空前喷发的写作状态。先生做学问不局限在自己的所谓专业的领域中,而是有广阔的人文关怀i,尤其是关注全球化时代中东方文化复兴的意义。提出“二十世纪使中国的世纪”,“中国文化送出去”等重要理论,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和论争。

王岳川认为,如果一个书法家在文化素养方面存在重大空洞,他的书法就是饾丁之学,就丧失了书法灵魂和鲜活的生命。没有了中国文化精神张扬凌厉的奠基,所谓笔墨功夫也就不了了之,无可如何。“道之不存,技法必行之不远,虚幻热闹之后必终将归于销声匿迹。”

与王岳川教授第二次见面,是在今年7月某一天的北大校园里。那时候我带女儿去看未名湖,又去看季羡林先生栽种的荷花。天很热,与我们不期而遇的,还有北大中文系副教授王丽丽和中国教育报记者赵小雅等,这些都是王教授的弟子。王教授的摄影技术不错。他给我们母女照的合影,是我们照得最好的合影。不仅取景效果不错,主要是抓住了两个人的神态和动态,看上去比较和谐与鲜活。

  广被万物的爱心与知识分子的胆识,大千世界平等的思想与不争而无可与之争的智慧,在季先生那里体现得十分醒目。先生个性极为鲜明,如果来访者不学无术而又滔滔不绝者,先生就会面色木纳长久不言;如果是清纯学生求访解惑,则他每次必从家中送出来直到大门口默默招手告别,然而你回首远望让仍见老人在寒风中的苍凉;当九十高龄的先生仍然每天来回于图书馆并沉浸在《糖史》的广阔世界中,我和不少学子在北大博雅塔下目送先生跨着厚厚的书包沉默独行;电视台拍摄《北大之魂》时,在湖边听先生畅谈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和价值身份的大胆和勇毅今后学失色;先生童心慧眼,喜欢养波斯猫、小乌龟和小动物,每天写作疲倦同它们亲近成为生活中天性流露的美丽场景;先生在病中坚持写作经常发烧和患化脓皮炎,使他的写作进度受到影响,但是他总能在会议的间隙远离尘嚣写成美文。这些,让我闭目思来,心中一热。

1993年,王岳川便与金开诚教授共同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1995年北大版),这本号称中国书法界最厚的书法著作(260万字),被中国书法协会名誉主席沈鹏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重要而全面的一本书法著作,甚至一度被韩国书法家们称为“中国书法界的‘圣经’”。然而,王岳川却越来越发现,光靠编书来匡扶正气力度是很小的,成立一个专门培养人才的书法研究所才可能有所作为。

我们在北大勺园9号楼餐厅就餐,团团一桌,王教授的弟子们个个能说会道,话起当年,那份亲切的回忆,都溢于言表,让我看得既羡慕又向往。这天午餐后,我们去唱了卡拉OK。第一次聆听王教授的歌喉,确实有点震惊。他怎么能把歌唱得这样好?像纵马奔驰在草原,音域宽宏辽阔。

  生命不息,思想不止。季老住院后在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还坚持每天写作思考,这使我想起古人说的“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话,但是季老却是在不断践行着。病中的先生支撑着已不能站立的病躯,忍受着因写作而导致反复发烧和化脓性皮炎折磨,每天以2000字的惊人毅力推进着,使自己一生学问思想与死亡之神赛跑,坚毅地写下来传之后人……每每想起这些,都令人无比感动。季老说:我喜欢的人知识分子是: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正是夫子自道!

2003年,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在当时的艺术学系挂牌成立,季羡林 、任继愈、饶宗颐、梁披云、文怀沙、叶朗、 沈鹏、欧阳中石、张海等先生任顾问,金开诚任所长。在北京大学深厚的文化根基之上,担任书法所副所长的王岳川“文化书法”的理念也随同研究所一起应运而生。

我们一直唱到黄昏时分,然后去王教授的家。王教授的家,在北大中关园那栋墙壁灰暗的楼房里。居室不大,却墨香满屋。四壁都是大书橱,地上还堆着层层叠叠的书。人在其中,就像置身在书海里,令我觉得王教授宛如一块海绵,每当夜深人静时,他就不断地吸取知识的精华。

  如今季老永远离开了我们。回想这位世纪老人,他性格宽厚平和有如泰山石,穿着发白的蓝中山装提着旧书包奔走于各种国际会议的形象,胜过了那些假洋士多少虚假宣言和媒体做秀;他对后生学者的奖掖提携之多难以言尽,一生培养了六千多名弟子,其中不少是国内知名东方学学者,还有几十人成为各国驻外大使;他对学生治学要求极严,但是一旦多年不见的弟子从海外远道归来,他总是推开所有的会议,与其在书房中尽兴畅谈……

在《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中,王岳川提出了书法文化的概念,强调书法和文化的血肉联系;十几年后,“文化书法”的提出,则在书法文化的基础上更上了一个境界:它强调的是文化对书法的根本性意义。他认为,真正的书法是超越于技艺之上的无法之法,而正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文化造就了这“无法之法”。“拿一块石头扔到水里,这块石头不管它多么轻都会沉下去。要让这块石头不沉下去,有一个办法,我们造一艘船。如果这艘船造得足够大,它能载动比石头本身还要重的更多的东西。这个石头就是书法,这个船就是文化,这个水就是这个社会。如果用我们这个石头去打这个社会,它很快就会掉进去了,它就只会变成某幅作品的一个价格。但是有了文化,我们就可以载动更多的书法。”

那天,我心里念念不忘请王教授给我们拉二胡。王教授拉得最拿手的是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他说:“从前每逢中秋的深夜,我都要去未名湖畔拉琴。有一次我拉琴而琴声忧伤,有一老人误以为我想不通要寻短见,老盯着我不走。”呵呵!王教授说这些时,内心充满了对音乐和生命感悟的体验。

  我始终认为,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尼采……这些东西方大哲和我们是同一代人,我们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生,怎样死。与他们对话,就是在思考我们个体的生命。季老曾对我说:我已年届耄耋,对生命和名利的态度完全是道家的超脱的,因此很欣赏陶渊明的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顺尽,无复独多虑”。季老正是这样一位透悟生死慧者。

“文化书法”是北大书法所强调的书法教育纲领和书法文化身份的体现。王岳川强调,文化书法不是流派,也不是新创的一种书法形式,而是旨在纠正时尚书法的唯技术主义、唯美术主义、唯视觉主义及市场主义等。强调要回归到书法本身温润的人格内涵、恢宏的意义表达、美妙的诗意呈现、广博的人间关怀。因此,北大书法教育更强调书法的文化内涵,注重创作中内容多些孔老孟庄、经史子集的内容,籍此传播中国文化的审美编码,从而实现书法对人的塑灵性。

《二泉映月》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王教授很快进入状态,拉得如痴如醉了。我几乎是屏住呼吸,侧耳倾听的。瞎子阿炳的沧桑,在他弦中如泣如诉。谁为苦难而辉煌,谁为沉重而美丽?弦啊,在这朦胧的夜色里,又有谁为这苍凉的音乐加一件寒衣?我听得泪花闪闪,喉咙哽咽,这满把的音乐是一种境界。

  季先生和任继愈先生的双星陨落,无疑是中国文化界的重大损失,同时敦促我们将接过他们的文化重担,坚定不移地将中国和谐文化推向世界!

这一理念提出后,得到了书法界众多同仁的赞同,他们认为,“文化书法”是当前书法的一种文化思考,它表明了当代书法承续传统精神后的一种新的发展可能性和未来方向性。

从北京回来后,我系统地阅读了王教授的著作。从《艺术本体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到《中国书法文化精神》、《发现东方》等。它们给我一个清晰的精神脉络,便是王教授在学术上的一个转变与深化的过程。他似乎是从国学到文艺美学,然后转向西学、转向文化研究,再回过头来研究全球化中遭遇到的国学问题。我曾在王教授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在大学期间,每天十几个小时昏天黑地狂读诸子、经史,尤喜老庄。苦读苦背是我大学生活的惟一‘活法’。……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国家教委工作。‘北大情结’使我除了工作以外,每过一二周必去北大和北图。总想对先秦至明清的思想史,逐一下番功夫。然而却感到心气不足、功力不逮。有一次,我来到冰天雪地、狂风呼啸、空无一人的未名湖,静静地看、静静地坐、静静地思、静静地感受大风的鼓荡。猛地体悟了‘独钓寒江雪’的寓意,坚定了进入燕园深造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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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文化书法”的理念之后,王岳川提出了“走近经典”与“走进魏晋风骨”这一“文化书法”的具体步骤。他说,文化书法的第一步就是倡导发现“魏晋书法风骨”,使之成为今日书法的精神资源和文化地基。他认为,魏晋是书法真正觉醒的时代,魏晋书法是个体历尽艰辛坎坷之后的生命精神和艺术气象的整体提升,是中国书法格高韵深、追求高迈人生理想的代表。“走近什么同时就意味着远离什么。”所以,“走近经典”就是要从一个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中走出来,远离小我一己的狂妄,对书法经典保持尊敬,对“历史辉煌”的时代加以接气并重新阐释。

王岳川教授是刻苦用功的。他考取北大研究生后,第一年就翻译了20万字的《文艺现象学》,还写出一部25万字的《艺术本体论》。《艺术本体论》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研究文艺本体论的学术专著,它着重研究了艺术本体论的三维构成,以及追问艺术本体论何以成为当代美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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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不渝:找回北大书法传统

王教授说:“在本体论的研究中,我始终认为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尼采……这些东西方大哲和我是同一代人。我们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生、怎样死。与他们对话,就是在思考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因此,我坚持学术研究‘三眼’:深情冷眼、童心慧眼、平视之眼。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这种与天地万物平等对话和与中西大哲思想问答的精神高度。”王教授这一番话,是他多年苦心钻研后对生命的体验。他是醒着的学者。他有梦和理想,他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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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离书法有多远?就是中国离书法有多远!”面对社会上有人对北大当代没有真正书法大家的疑问,王岳川掷地有声地如此表示。他认为,书法在当下中国的确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书法的实用性消失了,现在很少看到人们用毛笔给对方写一封信札;其二,在整个世界西化的浪潮中,中国传统上经史子集的言说方式消失了,言语方式开始西化起来,古人的传统风范一去不返。”

在王岳川教授的众多著作中,我最喜欢他的近著《发现东方》。《发现东方》也是王教授整个研究过程中的又一次新的转变。这个转变我认为十分重要和必要。在学界抑或是在文坛,哪怕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审美趋向已相当西化。谁来拯救东方文化?谁来输出中国文化?王教授在21世纪中西文化何去何从时,及时提出并构建了“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两大战略思想,无疑是推动中国文化滚滚向前的。

北大和中国一样经历现代性的磨难和机遇,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的北大人也意识到了西方现代化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不愿随波逐流、勇于革新的北大人也正在努力走进书法文化,建立文化书法体系,改变这种彻底西化的模式,为东方艺术留下一些话语和审美空间,为西方关注东方艺术留下文化备忘录。

拿王岳川教授自己对《发现东方》的阐释,是:“注重一个世纪西学进入中国以后,怎样改写了我们的思想和语言方式。并探讨中国传统资源,在后现代世界重获阐释的可能性。我不相信中国文化五千年的文明,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就烟消云散。而要采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了或永远地死亡了?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的文化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加以整合,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中国文化作为中国思想中精微的部分,能承载21世纪独特的中国本土精神,并对人类的未来发展尽一份文化重建之功。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解读,并不能‘发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文化输出’和‘发现东方’不可能靠西方‘他者’,只能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自己发掘出中国文化新精神,从而使中国文化不在新世纪再次被遮蔽。在借助‘他者’力量的同时,我们应该自己说话,使中国文化得以在新世纪的全球文化平台上‘发言’。”

“北大书法所要做的不是崛起,而是找回失去的自我,找回将近一个世纪失去的老北大老学者的传统风范。” 二十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对艺术教育十分重视,不仅在北大讲授美学美育课,还在北大组织“音乐传习所”、“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请沈尹默、马叔平教书法,还聘请徐悲鸿、陈师曾、陈半丁等一批著名艺术家到北大授课和指导学生接受传统文化艺术熏陶。其后,诞生了一批在书法创作和理论上都很有建树的人物,如蔡元培、胡适、罗振玉、毛泽东、鲁迅,以及以理论见长的朱光潜、冯友兰、宗白华、邓以蛰等。

王岳川教授从事学术研究二十多年。他已获过很多重要的学术奖项和多次出席国际会议。但他对自己的要求,似乎每一次学术上的转变,都是从零起步。现在成果卓著、名气很大的他,却为人温和,平易近人,对许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理念、观点和立场。这些天是国庆55周年的节假日,我步门未出,想着祖国的繁荣昌盛,心里就想脚踏实地的干些事情。于是我又重温王教授的著作,触摸他书中创造性的思想是一种快乐。然而这种快乐很快被脑海中,一个“独钓寒江雪”的意象所淹没。眼前出现一片冰天雪地,一个独行僧踽踽地走在大地上,逼视着自己的灵魂,像荆棘鸟以胸刺血般地独自反省和言说。这就是王岳川教授给我的真实感受。因此,我认为无论学术还是音乐、书法,王教授都是博大精深的。如今依然年轻的他,正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黄金时期。他让我看到一个高远、深邃又美好的学者形象,也看到了中国思想明朗的未来。

昔日的辉煌纵然不可复制,但循着古人的传统,做出今人的奉献与努力则也颇振奋人心。

 

四年来,北大书法所立志要将断了八十年的书法教育传统加以“接气”,要在正日益完善的文、理、艺三位一体的格局下,用书法将中国文化精神传承下去。王岳川深为认同梁启超、冯友兰对书法的看法。梁启超认为:“各种美术之中,以写字为最高”;冯友兰说:“书法评论的标准,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雅俗。如果气韵雅,虽然技术方面还有些问题,那是可以救药的。如果气韵俗,即使在技术方面没有问题,也不是好书法,而且这些弊病是不可救药的。”

 

除聘请国学大师们给学员们培养文化素养外,书法所还请季羡林、任继愈、饶宗颐、梁披云、文怀沙、叶朗、沈鹏、欧阳中石、张海、苏立文(英)等任顾问,聘请李学勤、刘正成、曾来德、张旭光、曹宝麟、王家新等学者和书法家为客座教授,还请文怀沙、周汝昌、冯其庸、楼宇烈、程大利、葛兆光、阎步克等著名学者、艺术家,港澳台地区及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美国等著名的艺术家、学者授课和指导研究生的艺术创作活动。

 

www.95996868.net 5英国牛津大学著名艺术史教授苏利文(MichaelSullivan)教授给北大书法研究生讲课

编写北大书法教材,招收研究生班,在国内外举办各种书法展,出版书法作品集,创建北大书法网……一无人员编制,二无经济来源,三无活动场所,北大书法研究所在“怀着用笔纸墨来做奉献之梦”的金开诚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王岳川的带领下,克服了种种想象不到的困难,终于做出了可喜的成绩:2006年4月底,首届书法研究生班毕业作品展在首都博物馆进行了展览,近200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书法作品,向社会交出的一份厚重的答卷;2007年9月,近十本大学书法教材及学术研究著作也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发行。

www.95996868.net 6北大书法所在东京与日本著名书法家举行书法展并就东亚书法未来进行对话

首届招收的66名书法研究生班学员,如今已经学成毕业,有两位研究生获得北大硕士学位。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不仅从北大习得了书法思想、人文素养,使自己作品的境界和档次有所提升,他们也将回到祖国各地,将这种书法思想传承下去。王岳川说,尽可能在有生之年再招收十届研究生学员六百人,每一个人再去影响一百人,如此一来,通过书法高等教育的努力,中国书法界的正气何愁不扬?      王岳川既在中文系教书带博士硕士生,又在书法所招收书法博士硕士生和访问学者。“在书法所忙碌的日子里,几乎没在夜里12点之前回到家,没在凌晨2点之前睡过觉。”王岳川说,为北大书法所付出的辛苦,比他在中文系单纯作学术要累十倍不止。但是“他很快乐”,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事情有多重要的价值。“爱惜生命的方式就是加倍地使用它,更努力地去‘压榨’它,使它产生超越生命本身的能量和思想。”他认为,生命必须被意志塑形,必须给生命一种喷枪般的喷口──平静散漫的水经过喷口才会变得有力量,才会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切出刀痕。

王岳川曾在14岁下乡到农村当了少年知青,有一次去放牛,从牛背上摔到了山崖下。那是一个幼小的生命第一次对死亡的体验。38岁那年,他为了《中国书法文化大观》通宵达旦工作几天,最后高烧发到42度,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又一次体验了死亡的滋味。然而,他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出现奇迹。他已真正懂得了“向死而生”的道理,也透彻地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个人生命的机械延长也难达到永恒,与永恒生命力沟通的时刻恰恰是人生诗意化中那些忘我陶醉的瞬间。”

凭着顽强的意志,他做到了,不但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切出刀痕,而且邂逅了无数个另他忘我陶醉的意义瞬间。

在全球化语境中“发现东方”、“输出东方”

“按照西方对艺术的分类,诗歌、小说、绘画、建筑、电影、电视等七种艺术种类,当下中国因为跟在西方后面跑而终于落人之后。唯独书法这个中国文化的指纹还没有完全败,它不应该败,也不能败。”王岳川说,中国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在迅速地提高,唯独“文化赤字”在不断扩大,这一点,他在国外的几年的访学经历深有体会。他认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痛感神经,不得不起而作为。

一次在韩国举行的书法界国际交流会上,有与会者在发言中挑战中国书法的传统根基,挑战中国现代书法在当今世界的地位,甚至断言,书法大师在中国已经消逝,中国书法将败给韩国。王岳川被这种文化歧视激怒了,他站起来据理力争,那以后,他在各种国际会议都曾与这些文化挑衅“过招”,他开始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书法必须高瞻远瞩,必须从浮夸、走穴、因袭的坏习气中走出来;他也更清楚地知道,东西方都应该更好地认识东方,中国的文化输出需要迈更大的步子、做更多的努力。 

www.95996868.net 7王岳川教授与法国著名书法家柯乃柏教授(AndréKneib)讨论中国书法世界化之可能性

www.95996868.net 8王岳川在韩国国际书艺学术大会上讲述《中国书法与纸张》 

1985年,王岳川毅然放弃教育部的工作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刻苦用功的他,第一年就翻译了20万字的《文艺现象学》,还写出一部25万字的《艺术本体论》。在做了十余年西学研究之后,他开始意识到仅仅做西学的“拿来主义”是不够的,1997年,他开始转型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文化形象问题,开始思考21世纪中国在亚洲文化发展的关键。 从研究汉唐诗歌再到西学研究,再重回国学,他在不断“非我”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念:“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古代坐标、当代问题”。他强调这中、西、古、今四条“腿”,缺一不可,否则学术平台就有可能坍塌。

在力求贯通中、西、古、今的学术研究之中,王岳川坚信,中国文化是温润的、大气的,是和谐的、非好战的,这种文化精神需要有更清晰的声音传递给西方。于是,他开始“站在中国立场上向世界发问”。

他一直认为,一个学者或者艺术家不能总是咀嚼自己那点痛苦,而应该像杜甫那样,大气一些。“重塑文化,再铸国魂”,王岳川号召这一代甚至接下来的几代学者们肩负起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他说,这是源于知识分子的良知。

从《全球化与中国》到《中国镜像》,从《发现东方》到《中国文化身份》,他的思维方式是“世界与中国”的,而不是“小我一己”的;他的视野是开阔的,心怀是宽广的。他说自己要象萨义德一样,不断质疑西方中心的误区,不断地发现东方,也要努力地“输出”中国文化,从而减少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文化误读”。

对于东方文化中最具有特色的书法,王岳川认为它代表了东方文化当中最具有亲和力、和谐力的一方面,因此,在韩、日、美等国举办各种高水平的书法展,翻译各种书法研究著作……王岳川决定把书法输出视为中国文化输出的第一站。

在接下来的五年内,翻译三百本向海外介绍中国的书籍,拍一系列反映中国文化的电视文化片(《发现中国》已经拍摄了20多集),在民间创办对外汉语语言培训的学校,创建海外文化宣传讲演团……王岳川坚信,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21世纪,中国文化一定会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元素。

附:王岳川学术与艺术简历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955年9月生,四川安岳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91年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4年列为“北京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1995年列为北京市“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专家,1996年列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评审专家,1997年列为北大中文系博士生导师,1998年到日本金泽大学任客座教授两年,2006年在韩国当选为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现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中南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学术著作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文艺现象学》(译著),《艺术本体论》,《思•言•道》,《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目击道存》,《中国镜像》,《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全球化与中国》,《王岳川文集》(4卷,韩国版),《发现东方》,《中国文化身份》,《中国艺术精神》,《文艺美学讲演录》,《走近经典:〈大学〉〈中庸〉讲演录》;《中国书法文化精神》(韩国版),《书法文化十五讲》,《书法的身份》,《书法艺术美学》(合著)。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

主编著作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牟宗三学术文化随笔》,《宗白华学术文化随笔》,《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60卷),《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9卷本)。《中国文艺美学研究》(两卷本),《一生的读书计划》(20卷),《季羡林学术精粹》(4卷),《中国后现代话语》,《西方艺术精神》,《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大文化书法研究丛书》,《中外名家书法讲演录》。

获奖:1990年获“北京大学青年科研奖”,1992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1993年获北京大学“第四届科研成果二等奖”,1993年获中华美学会“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美学学术奖”,1994年获“北京大学朱光潜美学与西方文学奖”,1995年获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一等奖,1995年获国家“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1997年获“北京大学中国文化特别奖”,2000年获北京大学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2001年获得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新时期20年优秀文学理论论文奖”,2002年获文艺报“摄影文学大奖”,并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等多种辞典。

工书能画,通晓音律。因家学渊源而五岁习字,出入汉晋唐诸帖,尤好二王和颜书,强调汉唐气象。书法各体皆工,博涉诸家,深得古人用笔之意,并加以当代创新。书法作品曾获1980年四川省首届大学生书法比赛一等奖,1981年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比赛优秀奖,1983年参加国家教委书法绘画艺术展获一等奖;1996年举办北京大学中文系书法绘画展;2002年春在中国美术馆参加《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展》,2002年秋在澳门举办《王岳川书法展》,2002年到韩国参加书法国际会议,2004年到日本进行大学书法交流,2005年到韩国三次访问和出席国际书法高峰会议,2006年当选为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会长。长期担任中央电视台《中华文明之光》文化栏目:《王羲之》、《唐代书法》、《宋元绘画》、《印文化与文人印》的专家级撰稿人及主讲教授。任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班和留学生班的书法教授,在日本金泽大学文学院教授书法。现任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并兼任书法专业博士生导师。书法绘画作品入选多种书法集,并被海外收藏,传略载多种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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