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建设构造社会收益的表明和博弈机制,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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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我们首先要对失业农民工这个概念进行一个界定,什么叫失业农民工?失业农民工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农民工之所以叫农民工,指的是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城里去务工,他的政治身份是农民,那么,他不去务工了,回到家里,是不是就叫失业农民工?这里的问题是,农民工回到农村后还算不算农民工问题。如果不算农民工,那也就不叫失业农民工了,我们可以叫他是失业农民。这个区别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了。

各阶层为维权而发生群体性事件

  杨正喜博士的《中国珠三角劳资冲突问题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用丰富的案例和详细的数据为我们阐述了当前农民工的劳资冲突问题。作者选择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研究,从劳资关系概念、劳资关系主体、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关系模式等几个方面对农民工劳资问题作了初步解读,阐释了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冲突的形式和特点、产生的缘由以及农民工制度化维权和非制度化维权抗争的行动方式。杨正喜认为,劳资冲突的根本缘由在于异化的合法化、客观利益差异和雇佣关系性质;劳资冲突的背景缘由则与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及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有关;而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冲突产生的直接缘由则在于权利受到侵犯,如劳动权和人格尊严受到侵犯,这是导致冲突的最主要因素[②]。农民工在权利受到侵害后,存在制度化维权和非制度化维权两种行动方式。在制度化维权过程中,以法律名义进行维权成为首选。此外,各种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和非政府组织也为农民工提供了不少直接的法律援助和网络支持。非制度化维权又包括个体维权行动和集体维权行动两种类型,作者从产生原因、解释框架、动员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最后作者主张重构工会、雇主和政府三者的关系,从转换政府目标和工会职能,转变企业经营理念,完善劳资法律制度等几个方面消除愈演愈烈的劳资冲突。

  魏甫华(以下简称魏):随着全球经济危机进一步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传导,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中国地区,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那种唇亡齿寒的互相依赖性。2009年可能是中国经济最艰难的一年。不过,在经济之外,可能更大的问题是群体性事件将会增加,社会冲突加剧。其中,一个非常惹人注意的群体就是失业农民工群体,尤其在珠三角长三角农民工最聚集的地区,由于企业外贸出口订单下滑,大批企业相继倒闭,农民工纷纷失业,据估计,目前失业农民工已经达到2000万。如何评估这么庞大的失业农民工群体对中国2009年甚至往后几年的社会稳定的影响,是摆在政府及关注中国问题的所有人面前的严峻课题。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历来是农民革命最盛行的国家,这个庞大的失业农民工群体有可能是导致中国再次走向革命的重大力量。你是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专家,你是怎么判断的?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利益冲突的急剧激化所导致的。当然群体性事件也包括恐怖事件和宗教冲突,但目前中国社会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以利益之争为主,其目的的经济性大于政治性。它不是权力之争,其超越了民主而于民众的直接利益结合。

  近期,坊间出版了三本研究社会冲突的专著。这些著作都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材料,从不同选题,不同视角阐释了转型期中国的利益博弈和社会冲突问题,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抗争性政治提供了基本逻辑和范例。

  于:国内社会冲突问题研究可以说刚刚起步,近10年来,我对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的实证性观察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其一,对这期间发生的工人和农民维权的部分重大事件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特别研究分析了近一年来发生的200起工人罢工、游行示威案例和87起因土地问题而发生的警民冲突;其二,对工人和农民中部分抗争维权精英进行了数年的跟踪访问,这其中江西省安源工人和湖南省衡阳农民是我观察的重点;其三,收集分析了两万多封工人和农民上访告状信。在我看来,目前工人和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分别有如下特点。第一,农民的“以法抗争”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土地争议已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第二,工人抗争活动的基本特征是“以理维权”,其主题是经济权利及相联系的民主管理权利。第三,由于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群体的社会地312009年3月第1期Mar,2009 NO.1位和所面临的问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他们在进行维权抗争活动时也就存在许多不同。这些差异性的具体表现农民的“以法抗争”和工人“依理维权”。

记者团 董音菲/文 祝林隐/图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三部研究社会冲突新著的解读,分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博弈的特点,并依此提出了抗争性政治的基本命题。作者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冲突主要是以底层民众的抗争方式表现出来的。抗争性政治研究作为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组织部分,需要解释的是从利益博弈到管治困境的过程和特征。

  关键词:失业农民工,农民工二代,比较利益,规则稳定,刚性体制,柔性体制

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国家体制的不合理,必然导致包括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离退休干部、退伍复员军人、底层知识分子等主要社会不满群体的大量存在。社会不满引发国家合法性危机,这就需要提高国家管制能力。司法不公正,国家合法性危机就越凸显。司法公正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于教授提出了司法制衡的核心目标和制度构想,主张真正实现法治社会的宪政和民主。 解决群体性事件需要智慧,需要寻找最大利益。于教授指出,要解决中国目前客观存在的社会冲突,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需要合理建立社会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机制,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努力提高国家管制能力。 于建嵘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曾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著述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和《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等。

  无论是“生存伦理”还是“权利意识”,都是针对抗争性活动的发起动因而做出的解释框架。在具体的维权活动中,支配抗争行为的则是民众的规则意识。在中国,权利往往被理解为是由国家认可的、旨在增进国家统一和繁荣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赋予的旨在对抗国家干预的保护机制。在此情景下,民众对行使自身权利的诉求很可能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不是挑战。在这种意义上,当代中国抗议活动的框架模式称为“规则意识”而不是“权利意识”。[⑥]在此基础上,虽然民众在具体的利益表达中表现出一些非理智的行为,如“自救式犯罪维权”,但是,从总体而言,他们仍希望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

  我强调区分不同的农民工群体,最重要的问题是要了解不同的农民工群体,不同的群体存在不同的需求。所以,我们能不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就是不同的农民工群体有不同的问题,或者说不同的农民工群体有不同的政治。

于教授同时提出了担忧,如果司法做不到公正而使利益之争无法解决,那么随着第三势力的形成,维权活动也有可能从经济权益向政治权利转变。群体性事件维权的经济性大于政治性,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共存。作为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比如瓮安事件,就不能作为一种维权运动来讲,而应该叫做社会泄愤事件。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这一群体无法实现与城市居民的平等,加上他们多数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处于极大劣势,表现为“无差异的大量供给削弱了其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③],加剧了其在劳资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这导致他们的权利极易受到侵害,并成为劳资冲突最直接的原因。杨正喜提出,珠江三角洲劳资冲突主要围绕权利争议展开。农民工在权利受损后,开始与资方进行抗争:从最初的保持沉默到使用弱者的武器如偷懒、怠工等,从以死相威胁(“自救式犯罪维权”)到拿起法律武器,从个体与资方“理论”到集体罢工、上访、堵路等。为此,杨正喜用“生存理性”作为劳资博弈下农民工集体行动的解释,认为生存伦理是农民工维权抗争的底线,集体维权抗争是农民工的最优选择。这意味着,农民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和较高的生存保障。这促使互惠式救济的出现,并成为乡村社会共同的生存规则。社会精英和政府必须保证农民的生存权利。当这种规则被资方破坏、农民被推向生存的边缘时,它就从根本上违反了生存规则的道义经济,触犯了农民工所认可的公正和合法观念,触犯了农民工的生存底线,必然引起农民工的抗争。

  不同的农民工有不同的政治

9月8日,东九C103教室座无虚席,题为《群体性社会事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讲座正式开讲,主讲人是来自中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 于建嵘从近十年群体性事件迅速增加的趋势引出话题,列举了近年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简单概括了群体性事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他对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分类研究:群体性事件可以按照农民维权、工人维权、市民维权以及社会纠纷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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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问题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虽然它对社会稳定有影响,但它还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未来能不能发生革命,或者颠覆性的社会动乱,革命的力量是什么,这样思考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需要对革命理论有一种新的解释。如果硬要把革命理论移植到农民工身上,我认为不仅是对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认识,而且会因此误导当局对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判断,反而会产生更大的问题。

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对策

  

  农民和工人维权抗争的类型不一样,主要是因为维权抗争的依据有所不同。农民是“以法抗争”,工人则是“以理维权”。无论是为税费还是为土地,农民多以具体的国家法律和中央文件为依据。在许多场合,农民全面落实“减轻农民负担”和“村民自治”的法律和中央文件作为其诉求目标。农民认为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痛苦都是由于县乡政府或村级干部不按法律和中央文件办事造成的,他们假设这些文件的规定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工人抗争维权则多以意识形态为依据,在工人们的诉求文本中,最常见抗争理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先锋队,工厂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因为在许多工人的想象中自己还处在国家的权力之中,他们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以理抗争”。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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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于贵州瓮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恰能证明上述群体性事件特征的变化。 工人维权主要原因是以劳资纠纷为主包括国企改制、社会保障所带来的一系列利益冲突。工人以理维权不是道义经济学中的生存伦理而主要是一种政治伦理,也就是说工人具有理性的政治思维。于教授认为,工人阶级反而秉承了一种义理,而非道义经济上的生存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政治伦理,斗争的原因也远较农民来说,复杂得多。劳资冲突,在未来可能会演化为工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于教授幽默道:“工人阶级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那么共产党就理应保障我们工人阶级的利益’。”图片 2市民维权的引发因素主要是拆迁、物业冲突。市民维权产生的冲突明显表现出暴力增多的趋势。市民所经历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教育,都决定了他们维权更有科技性,更理性,更讲求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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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出过实际上存在着六种不同农民工群体,其中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进了城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可分为有工作的,或者没有工作的;有生活来源或者没有生活来源的。第二大类是回去了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回去后,实际上已经离开农民工身份了,他就是农民了。这一群体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家庭生活造成一定影响。还有一类是从城市里回去之后,以前的地没了,也暂时没有其他的工作可做。这一种类型,我们可以把他叫做失业农民。但这一类型的失业农民还是可以回去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没地了,但是还有自己住的地方,还可以融入到农村那个环境里去,只不过他们的身份从农民工变成了失业的农民。

发生了变化,抗争过程中的外力介入情况不同以往。中国农民关于土地问题的当事方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包括土地抗争的冲突程度都变得激烈得多,而在抗争过程中使用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再加上现在有外力介入,特别是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在处理土地问题上,一些地方政府会动用黑社会的力量来压制农民,引发群体性事件。

  

  从利益的角度,农民维权强调的是自己的法定利益,而工人维权强调的是自己和别人或者和自己以前比较产生的比较利益。对农民工来说,他们不会当然认为这个东西就是我的,而工人却认为这东西原来就是我的,这里有一个政治意识在里头。农民工不会把失业和不给工资看成是两回事,农民工的问题是没有得到,失业是没有得到,而工资问题讲的是本来是我的却失去了。失去了和没有得到什么是非常不同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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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业农民工还是生存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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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中,董海军提出把“依势博弈”作为后税费时代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框架。但它作为一种博弈策略,无论是造势(问题化、污名化对方、呈现威胁姿态)、借势(借用博弈代理、借用关系网络、“借鸡生蛋”、借众势、借形势),还是用势(注意形势、对准权势、广发材料、借用厚势、发挥弱势)[⑧],都表明这种博弈方式借助的是非正常的手段和社会外力的作用,而作为博弈主体的抗争者的面目却越来越模糊。无疑,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公众在一定时期内,可能面临着共同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因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在民众内形成广泛趋同的心理基础。这也在客观上为“弱者”博得“旁观者”的同情,甚至争取其加入维权抗争的行列提供了潜在基础。但是,从根本上讲,这种博弈方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目前一些社会问题的处理是以非制度化的方式进行的。它是一种制度的非常态化运作的反映。因而,作者对书中的核心概念“势”的学术性解释有待进一步加强,新的解释框架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但尽管如此,作者学术创新的努力却值得称道,而且其研究成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不容小视,毕竟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整个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只有很好地解决了乡村社会的利益博弈和冲突问题,才能最终完成新农村建设以及和谐社会构建的重大战略任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们不要在没有任何经验研究的前提下,就把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看成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种思考是存在问题的。农民工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他们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我们对农民工问题需要更多的经验性研究,要有一个正确的视角,正确的判断。

于教授将瓮安事件定性为社会泄愤事件,而社会泄愤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以及政府管制不合理这个由于建嵘教授原创的概念相当精准,特别是容纳了突发性强,参与者并没有直接利益冲突这两点。作为社会泄愤事件,其实就是借机表达对社会的不满。

  “生存伦理”首先在詹姆斯·斯科特那里得到最全面的解释。斯科特认为,“生存伦理就是根植于农民社会的经济实践和社会交易之中的道德原则和生存权利”[④],因而,支配小农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原则是“安全第一”“极力避免风险”,以及“在同一共同体中,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和道德观念”。[⑤]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中,他勾勒出了挣扎于生存线的农民的基本的生存伦理和行为逻辑。在这种状况下,面对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农民首先诉诸生存取向而非利益取向,并构成了农民生存理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最大差异。农民在竭尽全力保障自己生存的同时,也创造和维持了自身的贫困。在这种模式下,土地成为农民最主要的生活依靠,并且在生活困顿时,主要依靠邻居的接济度过难关。在村庄社会关系中,他们通过村民之间的互助和在熟人社会树立声望,为自己谋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农村社会稳定的同时,也形成了保守的文化内质,这成为农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障碍。

  于:你讲的对。我们能不能提出这样一个新的概念,即不同的农民工有不同的问题。实际上,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就在她的工人研究著作中,提出过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那么,我们能不能提出不同的农民工有不同的政治呢?这样,我们就要把农民工群体分开来看。我们要从不同的农民工群体有着不同的问题的方法来思考农民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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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庞大的失业农民工群体对社会稳定将产生什么影响,非常缺乏真实的关注和经验研究,但有关的各种判断和言论不断出现在各家媒体上。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学者于建嵘认为,目前政府和学界对失业农民工将引致中国巨大社会动荡的判断和言论,大多是人云亦云,不仅是学术不严谨,而且对农民工群体非常不公。他提出底层政治概念,强调不同的农民工有不同的问题,要从农民工的立场出发,倾听农民工的欲求,建立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于建嵘是一个非常具有激情而又极其冷静的学者,他长期跟踪研究农民工群体的变化,很多时候就和农民工生活在一起,他也可能是国内农民工朋友最多的学者之一。在他浓厚的湖南口音叙述中,我们对农民工群体有了更多体温的理解。

于建嵘教授对各阶层的维权的特点进行概括,农民的以法维权,工人的以理维权,市民的理性维权。农民为土地问题进行维权,工人为劳资纷争维权,市民为拆迁、物业等维权。 土地问题目前依然是三农问题的焦点,农民土地抗争的地域分布发生了变化,农民土地抗争的冲突在变化,农民抗争的语言

  

  下岗工人群体和失业大学生群体更可能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致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逐步显示出它在全球范围内巨大的破坏力。半年前,中国的经济学家还在庆幸中国经济可以独善其身,话音未落,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引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由于外贸加工企业的订单急剧下滑,目前同类型企业已经倒闭了近30%,包括一些上万人规模的大企业,并且恶化的形势还在继续。这不仅意味着2009年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最艰难的一年,相伴随的是1亿4千万的农民工生存处境将发生深刻地变化。早在2008年8、9月份,农民工返乡潮一浪接一浪。在中国失业群体中又多了一个特殊的失业群体——失业农民工群体。

  “生存伦理”对解释农民工的维权抗争无疑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但必须意识到的是,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自己权利的维护和实现。因而,即使在不触及其生存底线的情况下,一旦民众的权利遭受侵犯,他们也会起而抗争。生存意识固然重要,但是,权利意识越来越在民众的维权抗争中占据主要位置。主导民众行为的已经不再是人们的生存愿望,而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即对于自身权利的重视。

  于:我们对中国的失业农民工群体要有几个判断,首先,他们终归不是政治性很强的人,农民工群体在社会结构的层级中相对来说比较底层,或者说比较低端。他们缺乏共同的政治意识,难以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政治上的抗争。其次,他们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带来社会动荡,例如出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后闹一闹,但是不会上升到政治层面,因为他们不会把(失业)这种东西认为政府的责任,是政府没有搞好。再次,他们基本需求上还是一个生存问题。去年我们对农民工做了很多访谈,那些农民工讲的最多的就是的欠薪问题,如果找不到工作,一般都不会把它归结为政府的责任,而是怪自己没有本事,或者命不够好。在基本诉求上,他们不会构成政治抗争的中间力量。所以,他们的问题是生存问题,还不是政治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董海军博士在《塘镇: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与协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着重分析了乡镇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状况。董海军认为,随着乡镇利益分化的加剧,利益博弈与利益协调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主题。在农村研究从村落转向乡镇的趋势下,作者选择了自己比较熟悉和容易进场的塘镇作为个案研究区域,采用全新的案例概括法从村级选举博弈、涉煤利益博弈、村组利益博弈、征地利益博弈、镇干部身份利益博弈等五个方面对大量的调研材料进行了重新判别与分类,通过典型的案例材料概括和呈现了塘镇利益博弈和协调的清晰画面。董海军基于学术本土化的努力,提出了“依势博弈”这个新的解释框架,试图整合学术界流行的“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关于农民利益博弈与维权抗争的经典解释框架,突破传统研究中关于利益博弈主体强势与弱势的简单二分法,并进一步提出了“作为武器的弱者”等概念,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学术创新。最后,他提出,利益博弈的三要素发生了重要变化:诉求领袖凭借的资源由“权力的文化网络”转到“权力的利益网络”,利用弱者,以弱者作为武器即“作为武器的弱者”来组织实现博弈;诉求对象由基层政府转到各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倾向;作为博弈凭借资源的“法”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局面,而“势”却成为博弈背后潜在的资源[⑦]。

  不过,即使这些失业农民工群体,还要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农民工还有不同的地区。一种是主要靠农民工作为主要劳动力,已经超出本地居民的地区,他的问题是什么,一种是农民工聚居在当地县城,他的问题是什么。对于前者,我们就需要思考失业农民工带来社会稳定问题。

  关键词:生存伦理 依势博弈 边界冲突 底层政治 社会抗争

  魏:你的意思是农民工群体千差万别,农民工问题也千差万别,不同的农民工有不同的需求,也就有着不同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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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进入专栏)  

  

  那么,什么样的农民工群体才是真正的失业农民工群体呢,我们认为,那些已经通过劳动力转移的方法出来了,没有重新回到农村,或者说他已经回不去了,但又找不到工作,这样一批农民工我们可以从失业农民工角度考虑,我个人认为这个群体才是我们目前社会最大的问题之一。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乡村社会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封闭社区,变得日益开放和流动。在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乡村社会的利益多元化趋势更加严峻,利益冲突不断加剧,社区分化日益加强,社会秩序受到了很大冲击,各种纠纷和冲突不断显现出来,并且随着乡村社会价值共识的逐步弱化,人们对金钱和世俗享乐越来越渴望和期待,在一次一次的观念更新中,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的乡村社会,一方面税费改革以来,国家的乡村治理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和打工潮的冲击又极大地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交往规则。今日的乡村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深刻而彻底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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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存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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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民,获得了基本的人身自由。2006年末,农村常住人口中劳动力总资源5.3亿,农村住户户籍劳动力中离开本乡镇外出务工人员1.3亿。中国十分之一的人口是农民工,这就使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超越了地域的意义,出现了具有独立结构和文化意义的“漂移的社会”。然而,这些离开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不仅在就业方面受到各种歧视,基本上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且很难冲破现实的制度性障碍而改变“农村人口”这一社会身份,只能成为漂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工”。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尚未破除之时,农民工问题仍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①]。因为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城市问题,而且是一个农村问题。目前中国农民工群体是漂移在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劳动在异乡,但根还在生养他们的乡村;出卖劳动,但没有固定的职业和职位;生活在城镇,但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有巨大群体,却尚未有能真正切实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饱受侵权之苦,但维权之路艰难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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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势博弈

  

  在当前中国,社会冲突是个非常现实且敏感的话题。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社会的各种利益要求日趋复杂和多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不断显现。无论是农村日益增长的土地抗争和工人的维权行动,还是近几年社会泄愤事件的频发,都是明证。从本质上来说,当前中国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利益博弈方式,涉及的是不同阶层和民众的具体利益,民众没有反体制的政治诉求。但是,由于其政治上的敏感性,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多将其视为研究的雷区而不敢涉及。因为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主流的话语体系往往将社会冲突视为社会的“病态”,并在“注意政治影响”的名义下将目前中国社会经常发生的各种抗争活动掩盖起来,将其概念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和表现。这样的做法忽视了社会冲突的积极功能,产生了两个相互联系的不良社会后果:其一,执政者不能正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特别是不能正确认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所进行的抗争活动具有的积极意义,并企图以高压的方式将他们排斥于体制性利益表达之外。其二,空泛的政治说教取代了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导致执政者的合法性在快速流失,客观上不断为社会动荡积累爆发的能量。因此,目前加强对社会冲突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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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武器的弱者”在实际的维权抗争和博弈行为中依靠的是社会的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使弱者在博弈中可以博得旁观者的同情,给诉求对象施加了一定的压力,给自己增加了一份理直气壮。这是中国特定社会状况下抗争者不得不借助的利益诉求模式。但必须意识到,这种“弱者”身份在现实博弈中为弱势群体带来的实际效果是不同的,这取决于诉求对象所感受到的压力的严重程度以及采取的行为方式。因而,在这种身份的限制下,权利和利益的维护和表达并不主要由抗争者的努力来决定,而是弱者的身份所彰显出的道德潜力。必须注意到,弱者所蕴含的社会力量在“法”的面前被部分地消解掉了。因为,弱者具有的社会力量必须在现有体制的框架内运作,必须依据法律才能在道德上获得同情和支持。法律的平等性使它并不必然成为保护弱者的武器,法律对违法的弱者的惩罚同样是严厉的。因而,“弱者”作为一种身份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社会道义上的支持,但是,利益的维护和表达必须通过行为者的不懈努力才能达致,并且,它必须遵守社会既定的游戏规则。因而,它作为一种博弈方式其效果是不可预期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正确评估农民工在社会稳定上的影响。大家从社会稳定角度来思考农民工问题,这是不错的,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我们能否提出一个新的方法,才是对农民工问题的在理论思考上有知识贡献。

于建嵘 (进入专栏)  

  于建嵘(以下简称于):你谈的问题很重要也很尖锐。2009年中国经济将如何,这是经济学家要回答的。我作为社会学研究者,关注的是经济危机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将出现哪些方面的特点和变化。因为根据现代化或者社会变迁的理论,当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利益结构将重组,社会结构也会因此发生变革,不同的利益集团在社会结构变革过程中势必会释放出社会冲突的能量。

  

  

  

  

  至于是不是有些人提出的失业农民工会带来社会崩溃,或者革命?我们认为还不会,它带来的可能主要还是一个是社会治安问题,例如抢劫,犯罪行为会增加。它可能会对各级政府的社会管治能力提出挑战,但他们组织起来闹革命的事情可能性不大。

  魏:你判断失业农民工群体的问题基本上是生存问题不会是政治问题的理据是什么?

  魏:对,不同的农民工群体有不同的需求,也就有着不同的政治问题。那么,我们主要来谈谈这个失业农民群体,怎么来认识它们?虽然我们目前似乎有一个2000万左右的基本数量概念,但是他们的面貌还是模糊不清的。

进入 于建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农民工  

进入专题: 农民工  

  

  摘要:截止2008年年底,中国失业农民工已达2000万,这么个庞大的失业农民工群体对中国当前及未来的社会稳定将产生什么影响,很缺乏真实的关注和经验研究。准确的学术研究和判断是政策制订的重要前提。本文认为,目前有些政府和学界对失业农民工将引致中国巨大社会动荡的判断和言论,不仅是学术不严谨,而且对农民工群体非常不公。强调不同的农民工有不同的问题,要从农民工的立场出发,倾听农民工的欲求,建立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从社会稳定因素角度,本文从比较利益角度认为最需要关注的群体是失业大学生和农民工二代,指出社会稳定最根本的是规则稳定。中国转型已经从资源动员型转型机制过渡到制度重建型转型机制,从长期来看,中国社会的稳定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政治能否从刚性体制转变为柔性体制。

  对于愈演愈烈的农民工失业问题,政府部门和学界更多地只是经验描述,而缺乏准确完整的判断。全国农民工失业规模到底有多大?农民工失业后,有多少人已经返乡?有多少人仍然滞留在城市?作为国内先锐的政经媒体《财经》杂志,在2008年10月就派出多路记者,分赴珠三角、长三角等农民工流入地,以及河南、河北、重庆、四川等农民工流出地调研采访。在最近一期出版的刊物封面,他们通过对14个省、区、市劳动保障部门提供的数据及媒体的公开报道的汇总整理,提出:截至2008年12月底,返乡农民工数量已超过1000万人,而失业农民工远远超过此数。紧接着不久,国新办邀请了中国最权威的农村政策专家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基于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口径下,公布了中国目前失业农民工已达2000万。

  魏:在你的社会冲突问题研究中,你提出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群体维权的有着不同法理类型,农民工群体维权基本上属于“以法维权”,而工人维权属于“以理维权”。这对概念构成了你分析中国目前社会转型中社会冲突的基本分析框架。据我们所知,你是国内最早在法理性质上区分农民工和工人维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你提出这一重大区分所隐含的思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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