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95996868.net中国需要赶紧迈向,中国步入训政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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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曾经天才预言,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必将经历军政、训政与宪政三阶段。此后包括台岛在内的中国转型历史,说明这一预言多少已经变成了现实。此刻断言“中国已然步入训政初期”,根据在于据此而来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基本判认,即大致从1927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施行一党专政,到1992年邓公南巡重启“改革开放”,至晚下迄邓公驾鹤西归,属于中国的“军政时期”。台岛的情势略有不同,这一时段的后限大致为1975年蒋公去世。邓公驾崩后十多年,为一过渡期,牵引出晚近“胡温新政”。由此起航,特别是最近两年的发展,表明中国“训政时期”来临,略类于1975年以降至1996年“大选”期间的台岛情形。1996年的“大选”,特别是2008年的政党轮替,表明台岛政治正式进入宪政时期。在台湾,这一“训政”过渡期约为二十来年,还算平稳,结果称善;大陆情形复杂,牵连广泛,遭临前所未有的多种变量,可能至少还需时二十年。

  三年前,笔者撰有“中国步入训政初期”一文(收见拙著《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从平庸政治、规则政治、民意政治、维权政治和日常政治以及政治决断等方面,大致描摹了彼时中国的政治情状以及相关社会世相,提供了一个有关最近将来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基本线索。两年多来,总体趋向未变,而情形续有发展,远乡近邻风云变换,迫使我们需要对此转型趋势更予深度思考。尤其考虑到今日北非、中东以及东亚的局势,特别是新加坡政治的最近发展和周边国家抱团深度介入中国崛起的态势,可以看出,一条自摩洛哥至巴基斯坦的长弧形政治地带之逐渐成型,并早晚延展至东亚之势,要求中国政制对此做出有效的政治回应,以“国家政治”迎应“国家间政治”,将“国家间政治”化转为推动“国家政治”良性发展的契机。在此,在内政一体化意义上,笔者深感建构中华文明的现代政治秩序之时不我待,呼吁启动“以政治接应政治”的进程,赶紧从“训政初期”迈向“训政中期”。

  宪法权威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这里,笔者从平庸政治、规则政治、民意政治、维权政治以及日常政治五个方面,对此细予阐说。

  

  

  

  一、需要“训政中期”这座桥

  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维护宪法权威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也是政治运行的基本常识。大家都知道,没有宪法权威的国家不可能有法治,不可能形成民众的价值共识,不可能建立自由、公正与和谐的机制。

  平庸政治

  

  在中国,宪法权威看似一种常识,但并没有成为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政治伦理与价值,也没有成为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围绕宪法权威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存在着否定宪法权威的倾向。中国社会正处于制度的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凸显,特别是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尤为突出,社会正失去共识,主流价值正处于无序化状态。

  

  总体而言,当下中国依然位处“训政初期”,突出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压力,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持续焦虑,特别是民间“维权”的风起云涌,才使得上层进行有限度的政制调整,同时并又止步于此,而基本上没有予以真实有效的政治接应,迟迟难见真正的政治决断。表面观之,其优点在于渐进缓行,只需局部行政应对和政治微调即可维持既有格局;而实质来看,则深层体制性矛盾基本不曾触及,一旦爆发,危机愈大。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下中国,“人民”一方参与政治的渴望日益强烈,另一方“政制”对此就是不松手,由此导致死结,形成政治紧张,政权的正当性危机由此生焉。朝野上下,虽然内心深处对于民主政治早晚登场的趋势并非全然懵懂,但是对于权力的绝对垄断的列宁主义式姿态,却丝毫未见减弱,以致于十年来政制续有改良,而政治不进反退,早为世诟病,不满和焦躁日积月累。因而,凡此足以当下“维稳”,但不能称善于长治久安,同样为朝野所心知肚明。毕竟,晚近百多年,“中国问题”至少包含四项内容,即“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其中,将中华民族建设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提炼中国文明的“优良政体”这一目标指向的是现代政治文明,也只有臻达现代政治文明之境,使得中国社会进入政治社会之境,才能摆脱政府时刻“维稳”之窘,确立政权的永久正当性与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换言之,举凡表征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法治、宪政、共和与自由、人权诸项的建制化进程,政治自由主义的政体落实,依然是通达惬意人世和良善生活的必由之路,也是通常所谓的“长治久安”的善治公器。所谓现代政治文明及立基于此的政治秩序,基本项目不止于此,但不可或缺于此,也是人所周知的。而不论其为道为器抑或为路为径,中国均绕不过去,也无法回避,更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否则,便会使得一直并未获得真正妥帖安置的政治正当性即刻陷入危机。着意回避,迁延既久,反祸其身,正勘虞矣!迎拒之间,真正构成了中国百年转型的一大“险境”呢!

  可以说,建国60多年来,在社会价值的共识上,目前我们遇到的挑战是最深刻的。面对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提出了各种“药方”。但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并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文化问题,也不是贫富差别问题,而是承载社会共识的宪法没有建立起应有的权威,社会缺乏主流价值观,“治国的根本法”无法起到“根本”的作用。而我们谈论问题时,往往避开宪法问题,不正视宪法缺乏权威的现实,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是“非法治的”,迷恋于人治时代的治理方式或者以“法治”的方式实现人治。

  首先,晚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导致中国进入“训政初期”的基本因素,就是强人政治不再,平庸政治登场。按照马克斯。韦伯的三种权威形式来看,至晚从邓公仙逝以降,中国社会的“奇理斯玛”便已一去不返,即便君心有意,私淑再三,也无重启强人政治的现实可能性了。自此以还,遍寻国中,无人得当这一角色,或者说,再也不存在造就强人政治的社会历史条件了。造就绝对权威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不再,绝对权威随之不存,犹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察于此,模仿强人,甚至自以为强人,徒落笑柄而已。另一方面,法理型统治远未登场,完全经由法理权威而执政的社会历史条件尚不具备,或者,当事人囿于利益羁绊,不愿意即刻俯就这一权威形成程序。置此前后过渡时段,只好一切以“维持”为务,以待时变。格局既定,响应风从,从上到下,一以“维持”自允。所以,整个体制,才会疲命于“维稳”这一当务之急,也才会有“维稳”这一“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甚至于,为了“维稳”与“维持”,不息“花钱买平安”,以向民粹主义低头来换取“稳定”,换言之,换得统治权,将堕落政治的市侩和短视,暴露无遗。

  自“训政初期”进步于“训政中期”,是跨越险境、通达理想之境的桥梁。“训政”若分初、中、晚三期的话,则“训政中期”既在深化初期之效,更在引向晚期之果。“训政晚期”意味着宪政即将到来,也可以看作是宪政的预备时段和演习过程,其与宪政初期的差别不会太大,甚至两相重叠(例如“解严”之后至第一次“大选”十多年间的台岛情形),因此,关键是要坐实“训政中期”的诸项特征,强化这一进程,以引导出后续结果。细观当下,可以看出,“训政中期”的核心特征在于自下而上的“维权政治”所造成的维稳压力继续影响日常政制,但政制本身相对秉持较为开放的心胸,通过政制措置将政治网开一面,在积极回应民意压力中寻求政治正当性,甚至为此引入竞争性政治因素,而于积极改良政制中以建设政治为鹄的。实际上,自“训政初期”的民意政治和维权政治向前再跨一步,而至少是在所谓“党内民主”的意义上,有限引入现代政治的开放竞争性一项,即达训政中期之效。不是别的,正是对于现代政治的开放竞争性的承认,乃至于有限度地引入,构成了训政中期的重要特征,也是化解政治正当性危机的最小代价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自社会来看,“训政中期”意味着无论是零星分散的民间压力,还是组织性力量的发育增长,均达一定程度,官方虽仍侧视,但不再视为异类,更不以敌我归类和打压,毋宁,至少于理念上在“朝-野”的框架下两相审视,于“人民和代议”、“授权与执政”的流程中各守分寸,既彼此尊重对方的合法性,又标榜自家合法性更加接近正当性。最近中共上海大员对于独立竞选人的表态,可为此种转型的一次试探性亮相,值得肯定。

  目前,在中国宪法权威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如通过否定社会主义宪政来削弱宪法权威,人为地挑起“姓社姓资”的争论,其实质是否定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宪政而做出的成就与努力。

  在此语境下,“不争论”与“不折腾”成为平庸政治的不打自招。所谓“不争论”,在邓公时代所针对的主要对手是“极左”势力。避免“姓资姓社”一类的争论,抢得时间,概属一种旨在避免节外生枝、确保改革开放顺利推展的策略。事实证明,此种争抢时间,懒得纠缠,免于意识形态斗争,依恃社会经济的成长来自发消隐“极左”势力的策略,不仅是成功的,而且,代价较小,“深得民心”。当其时,“极左”势力做事不行,添乱还行,因而,避其锋锐,不失一着高招。然而,与此相反,到了如今这一地步,“不争论”除开表明自身道统不足,新型国家哲学与政治本身的意识形态匮乏,因而,无心、无法也无力“争论”之外,唯一能够说明的,不过是平庸政治的鸵鸟心态,一种“维持住”,“维持”一天算一天的“平庸”而已。因而,“不折腾”应运而生。所谓“不折腾”,其正面意义在于彰显了执政者再度决意摒弃“运动”式整治的政治意志,而“运动”,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运动”,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记忆而言,都是一种噩梦,时至今日,谁再玩弄或者变相玩弄这种政治术,谁就会丧失政治正当性,自取灭亡。就其负面意义而言,如同“不争论”,它不仅屏蔽了对于当下秩序正当性的自然法追问,而且,更在于暂时阻塞了应对分配性冲突、拓展新型政治结构的民族想象力,将一切托付于“维持”策略,其实属于一个“拖”字诀。而“拖”,不是别的,正是平庸政治的行政现象,将一个缺乏理想、抱负与血性,充盈市侩政治、投机心理和平庸气质的当代行政,展露无遗。

  进而言之,在此阶段,“政权”和“政府”的区别获得了更为清晰的界定。就是说,政权代表道统,表征权威,构成政体,是内政意义上人民主权之于政治正当性的表述;政府代表政统,掌握权力,形成政制,经由开放竞争机制获得人民主权的授权而执掌政权,表述政制的合法性。政权意味着正当性,正像政府需要合法性,而合法性来源于正当性。置身现代政治,这一正当性无法以“打江山”的历史还原主义来缔造道统的不证自明,更非成王败寇的政治历史意识形态,也不是以全民政党和全民国家为名进行的俯就式的自我标榜。毋宁,其道统在于不断的、周期性的授权与执政的仪式化确认过程。不是“人民”在某个历史时刻的一次性总体授权,而是“人民”定期登场,以竞争性和开放性的法权程序遴选执政者来完成正当性的确认。就算是在“立国时刻”或者“立宪时刻”曾经有过一次性授权,但是,此种授权也需要藉诸周期性和仪式性的授权程序的不断重复来确证。换言之,在一次性总体授权获取正当性之后,其正当性需要经由周期性、仪式化的合法性表征程序来确认,而且这是一个不断的确认过程。否则,即无正当性,也无合法性。前文说以现代政治文明摆脱政府时刻“维稳”之窘,确立“政权的永久正当性”与“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立意在此,由此而来。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也就是现任中共总书记所说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非一劳永逸,相反,却需不断证明之意旨所在。一旦经此周期性确证过程,“人民”便暂时退场,“国民”和“公民”上场,政治秩序意义上的基本格局回复至“国民与国家”、“公民与政府”的互动,而非“人民与敌人”意义上的对决。此时此刻,颠覆政权可能构成犯罪,但反政府本身并非为罪。政府不仅可以反,而且,必要时“国民”与“人民”得推翻之。这同样是基于正当性的合法性展延,也是永久的正当性呼唤合法性以挺身而出的方式来卫道、立制和宣教。也正是为了将政治紧张导约入理性渠道,和平释放,才产生了对于政府这一政权的具体受托者的制约和反抗的必要性,而这就是民主政治,也是民主政治最为核心的旨趣。由此,当然不存在旨在保政权、卫权威的“维稳”,有的至多是保政府、求权力的竞争,而且,必定是一种开放性竞争。政权和权威早已存在,就放在那里,供着呢!你有本事,经由周期性、仪式化的法权程序将政府拿下,获取了权力,则受托干一个周期,乃至于几个周期,都有可能性,也有合法性,而蔚为“天命之所系”。也就因此,反过来说,以反政府的名义来迫害知识界,限制言论自由,阻挠公民的横向联合行动和组织化生存,恰恰是一种典型的反启蒙、逆现代性的倒行逆施,也是非政治、反政治的蠢招愚数,更是明白授人以柄的前现代反民主陋行,不仅表明权力在反对权威,也是政府对于政权的背叛,更是合法性自身逆转之抗拒正当性。对此蔚为通识,而为朝野所共守,特别是官方不好意思公开否认,并多少践行于行政,落实在法权,就表明政制进入训政中期,政治庶几乎登场矣。

  凡是有一点宪法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宪政就是宪法实施,社会主义宪法的实施与状态就是社会主义宪政,其基本目标是维护宪法尊严与权威,其核心价值就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之所以以“拖”待变,求于“不争论”和“不折腾”中延祚,根本原因还是一个既得利益问题。道理很简单,只要能拖一天,则既得利益,特别是政治领导权就能维持一天。其于政治集团,固然事关根本,其于个人,同样意味着福禄双全。一旦以政体变革来应对国家利益合法性转向的大众呼求,来接应中国转型的历史前景,则既得利益丧失的可能性顿成现实性,而这意味着天大的政治责任,也许要搭上个人的政治生命。面对此情此景,谁也不愿意承担历史责任,或者,也无力担承。既然如此,只好大家一起来“维持”,这样至少可保眼前利益,也是“大家”所心照不宣的。当年邓公说“儿孙的事留待儿孙自己去解决”,实为以时间换空间,期于模糊现状中予现状以转圜之机,属于绝顶的政治智慧。今日“儿孙”再这样说,只能说是不负责任,属于能推脱就推脱,不敢直面历史的“平庸”罢了。一如“韬光养晦”转而为“维稳”,便格致尽失,等而下之了。而这,还是“平庸政治”的表现,正为“训政”时期来临的征兆,可能,也是“训政”得以进行的条件。置身历史三峡,脚下激流翻滚,滩险浪急;放眼望去,四维峭壁危岩,前程漫漫。如果说当年的袁项城,如唐德刚先生所言,“望峡生畏,要调转船头,驶回重庆,其居心原不难理解,只是其行为则愚蠢不堪罢了……”,那么,今日以拖待变,似乎还算是聪明的呢!只是,其对现实和既得利益确有“交待”,而对历史和整个国族利益,特别是对那个叫做“历史时机”的东西,则难以“交待”了。

  经由晚近百年奋斗,特别是最近三十多年的举国努力,国民普遍受惠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间政治意义上的集体尊严更且前所未有,连带而来的是中国公民身份的“护照人权汇率”水涨船高。但是,为何普遍的失落感成为时代的特征,随此而来出现了持续的政治紧张和社会分裂现象,而且,事到如今,似乎到了一见分晓的“决战”时刻呢?朋友,这就不能不回到刚才提及的“中国问题”的四个方面或者四个层次了。盖经济-社会发展初具雏形,总体规模意义上已成世界老二,民族国家建构大体完成,有待最后收尾,唯独优良政体的提炼和铺展,国民多所不满,而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一度有所忽视的意义秩序的问题,再度降临心头。由此交集,使得当下中国民众对于“尊严政治”和“政治参与”格外敏感、特别关注、心向往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换言之,它决定了此刻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开放政治,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而这就是政治,天大的政治,也是政制兑现自家合法性之最为急迫而无法回避的政治考试,蔚为政治正当性的枢机。毋庸讳言,当今中国,较诸各项经济赤字,“尊严赤字”和“政治参与赤字”更为严重,也更具危险性。而且,愈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对此愈发敏感和在意,也特别容易导致矛盾和心结,而使得已然取得的各项经济、社会成果极易流失,不仅不能彰显其应有的政治效果,反倒凸显了政治的不能跟进和政制之缺乏诚意。无经济-社会发展,合法性不彰;经济-社会发展之后,民众尊严政治凸显、政治参与感萌发,于此无所接应,结果不仅造成政制的合法性不足,而且甚至影响到政体的正当性了。大家不是埋怨缺衣少食,也不是无视经济-社会进步,更非对于国族认同出现了迷茫,而是深感在此体制下依然没有发言权,亟需发声和出气装置。所谓尊严不仅在于仓禀实衣食足,而且在于自由和平等,而自由在于分享公共权力、进入政治进程,由此进而可能为平等缔造政治法权基础。事实上,已有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水平之后,倘若不能跟进对于政治参与的满足,提高生命尊严感,同样危乎殆哉。欧洲的1848革命、1970年代晚期至1990年代中期台岛的历史、刻下中东北非的情形,对此都已接续作证,言之再再。由此,既有政制对于“尊严政治”和“政治参与”进行有效的政治回应,应当成为“训政中期”的又一核心特征,也是缓释政治和社会紧张,平稳过渡到宪政佳境的必修科目,需要政府和整个国族同堂进修,一同升级。

  在宪法有权威的国家中,任何特权的行使是被禁止的,任何人只能在宪法“统治”下生活,特别是公职人员的生活被宪法所控制,不可能享受法外的利益。宪政对公权力是一种限制,对基本权利是一种保障。由于宪法缺乏权威,社会缺乏凝聚力,矛盾与冲突无法有效消解,社会结构自我调整能力有限,在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性难于得到有效保障,社会稳定机制脆弱,国家社会中人治重新抬头,法治国家的核心价值被“庸俗化”、“地方化”和“部门化”。

  在《袁氏当国》中,唐德刚先生曾经提出过威权政治的“权威代际递减律”这一命题。即第一代打江山的领导人享有绝对权威,属于不折不扣的“奇理斯玛”,真正的魅力型领袖,以后其“魅”逐“代”递减,以至于无,因而,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以此观之,则自毛、邓以还,经过四代更迭,权威代际流失明显,亟需寻找新的合法性。处此世界格局,如前所述,以重回绝对威权时代来增益合法性已不可能,另一方面,又无勇气和条件即刻启动法理型权威塑造进程,因而,只能拼命“维稳”,靠“维持”来打发,而恰成一种“训政初期”的意象。

  

  所谓宪法权威,就是宪法得到社会普遍认同、自觉遵守、有效维护的理念与理由,尤其体现为宪法对公权力和所有国家生活产生的拘束力和规范力。

  也就因此,此刻的中国政制呈现出一种复合形态,糅合了模拟的民主政体、传统的王朝代际政体、元老院制度与禅让制度等各种因素,分别以人大制度、第某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安排、政协制度来体现和落实。经此模拟,它们提供了一时之需,满足了多方面的需求,但却回避了政治正当性与宪法正义这一根本性时代难题,从而,在发挥了基本“维稳”效能的同时,潜伏着并悬置了政体与政权的双重危机。如果说中国特色,这正是特色所在,但却并非最具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的较好制度选择,也是不言自明的。

  二、搭建“训政中期”这座桥

  宪法权威的出现,完成了价值命题的核心任务,即宪法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利益的协调与妥协,“是平衡权力和权利之产物”。宪法是不同利益主体进行妥协的产物,反映了利益主体的共同意志。由此形成了社会成员认同的“价值共识”,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大家应当服从基于“同意”而形成的“宪法文本”,个人或某些团体的权威无法超越共同体意志,唯有宪法才是国家、社会与公民生活的“根本规范”,唯有宪法才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此,当宪法缺乏权威时,社会无法形成合理的利益平衡,维稳只能靠非法治手段进行,虽然为维稳付出的代价沉重,但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并没有根本好转。

  规则政治

  为此,需要审时度势,顺时应势,调动政制权能和政治智慧,依恃社会的自我发育,逐步启动下述政治进程。凡此进程,不是基于某种宏大理论的政治设计,毋宁,主要针对的是民间开放政治的诉求,基于《宪法》规划的既有宪制,将已有的宪法条款坐实为日常行政和法权实践,使宪法的政治承诺兑现为政府施政和公民宪法政治层面的愿景而已。换言之,它是一种在肯认既有政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和平有序、节制渐进的民主化进路,希望以最小代价赢得中华民族“提炼优良政体”一役的完胜。化解前文所说的死结,开创新局,非此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之路不可。置身中国文化语境,不妨说宪政民主就是王道政治,一种现代外王之道,而这才是最大的政治正当性。

  那么,出路在哪里?出路在于回到宪法,尊重宪法权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宪政。

  

  首先,释放政治善意,实现政治和解。晚近十年,民生成为政制聚焦所在,也是文宣的重点。尤其是最近两年,政绩考核引入民生指数,蔚为官民通识,尤其是民间问责政制、考问政治合法性的不证自明的指标,对于各级行政,尤其中央行政似乎造成一定压力。这既是基于权贵横行通吃招致普遍民怨,危及体制安全,因而有所因应,也是执政理念转变的结果。不仅形诸应急性行政(如年终总动员式的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而且落实为制度性关注,如免除“农业税”,普惠式的农民养老金制度,以及通过修法程序有限度、象征性地提高个税起征点,等等。制度性关注民生、重新切割“蛋糕”,表明政体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善意,摸清了“民生就是政治”这一脉络,而非为发展而发展,但却依然属于“以民生接应政治”,表现为以“行政打理政治”,而非“以政治接应政治”。民生当然就是政治,可政治并非只是民生,更非等同于民生;民生和政治均须借助行政来打理,但后者不当全盘包办代替。“民生”之外,众所周知,尚有“民权”/“民主”和“民族”,非民生因应所能统括,更非民生一项所能打发。行政之责,在于落实政治,而非代替政治,更非取消政治。实际上,在诸多看来属于民生问题的背后,牵扯到的实际是“民权”/“民主”,乃至于“民族”,内涵“尊严”和“参与”的需要。而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宪法权威作为一种服从的理由,其类型具有多样化。要判断宪法在国家生活中是否具有最高的权威,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权威中,宪法效力如何得到体现,如何保持其权威的“最高性”。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着政治权威、党的权威、个人权威、法律权威、制度权威等不同形式的权威。要维护宪法的最高性,其他权威就不能超越宪法的权威,并以宪法为依据调整其他权威与宪法权威的关系。

  由此,与平庸政治联袂而出的,必然是“规则政治”。晚近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与“奇理斯玛”早已脱魅,强人不再的历史进程相伴相随的,是世俗化色彩愈益浓重,世俗幸福而非“神圣幸福”,成为历史必然性前景,也是市民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愿景。此情此景,如前所述,堵绝了任何再现强人政治的社会历史可能性,甚至连“一超多强”的格局亦且不复存在。即便有人乐意重温旧梦,事实表明,非不为也,势不能也。恰恰相反,社会的多元化趋向和开放性发展,釜底抽薪般地掏空了强人政治的社会历史前提,使得“谁也不怕谁,又谁都怕谁”的势力格局定型,表明谁都需要妥协,在妥协中求得自保,进求发展,才是常态的政治之道这一道理愈益成为分享着的共识。凡此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自我演生的政治进程,在宣告仅凭强人一己政治意志主导政治进程的独断政治历史不得不告一段落的同时,提示了建立政治规则与规则政治,并且依此进行政治游戏和游戏政治的必要性与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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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言之,所谓规则政治,并非一定意味着法治主义意义上的“依法办事”,亦非等同于对于宪法规范的奉守无违,更不是政治正义意义上的宪法政治。毋宁,它讲述的是确保“大家”都能进入和保有体制中的发言权,以权力入股参与利益分配的“游戏规则”,介乎法治主义的规范政治与通常所谓的“潜规则”政治之间,而蔚为“大家”进入“政治场域”并进行“政治活动”不可不依的博弈守则。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官场潜规则”所能概括,此种市侩主义的衙门阴刻与胥吏套路,讲述的是媚上欺下、左哄右瞒、溜须拍马、拿捏分寸、吮痈舐痔的生存术,哪里只是今日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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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权威的“至上性”

  譬如,以“生日”划线决定进退,排除了强人政治的生理可能性,可谓一种应急性的规则政治,一如从“一线”退居“二线”,依例而行,迄今渐成凡例,都是削弱威权政治,引导其嬗变为规则政治的“规则性”对策。凡此规则的良性发展,有可能成长为法治政治的可能性制度空间。迄至有人“裸退”,似乎更是在为某种制度性因素的成长积累人身个案。反过来说,倘若“生日”不到,遽予进退,或者,应归二线,不愿“裸退”,却予屏退,均为“不讲规则”、“打乱规则”之举,可能同样遭致不容。其他各项,尚有多种,不予一一,但均为规则政治之例,则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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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较诸法治政治或者宪法政治,规则政治尚处于前政治时代,难称其善。但是,相比于威权主义的独断政治或者独裁政治,却要“讲理”得多,“有规则”得多,也似乎人道或者民本得多,而且,更多程序主义制度因素,已然接近现代政治的门槛,不一定反政治,可谓“进步”。而无论是“有规则”,还是“讲理”,抑或人道与民本,特别是程序主义的制度因素,都是独断政治或者独裁政治的对立面,从而,它们表明了一场正在行进中的悄然变革,即经由“大家”共治这一格局来约制权力,以及一定程度上权力的自我约束,从而通达真正的政治秩序的当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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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权威具有至上性是基于宪法的至上性,是人民通过制宪权而做出的选择,宪法之外的其他权威必须服从宪法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否则会失去正当性与合法性。

  在此过程中,一个逐渐达成的共识,也是导致规则政治逐步抬头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倘若连此规则亦且不讲的话,那么,必然置体制于危殆之中,任何既得利益都将化为乌有,大家一起玩完。而维护既得利益,“维持”住既有统治权的存续,可以超越一切利益之争,才是最大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自身的最大利益,自然不言自明。换言之,只有共同奉守凡此规则,才能捍卫大家一起赖以生存的体制,以对体制这一股权的维护换得自家的权力股份,进而才能以权力入股参与利益分配。——而这就是所谓的“讲政治”,虽然其实并不政治,无政治,甚至反政治。借用梁漱溟先生当年论述宪政原理时使用的“势”与“理”这一对概念,不妨说,“谁也不怕谁,谁又都怕谁”的格局,可谓之“势”;凡此对于既得利益及其与现有体制内在关联的体认,对于有关“规则”的必要性的认知及其尊重,则为其“理”。两相粘合,却发挥了某种权力的自我谦抑效应,而导致训政的结果,自属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当然,若无下文将要简述的对于民众之“怕”,仅有凡此两项,还是不足以造成这一善果的。

  1.政治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

  凡此理念,不仅导致规则政治出现,在威权主义的强人政治与法治政治之间临时充当了一种过渡角色,而且,它造成了“改革开放”在刻下的停滞不前,甚至于理念层面的倒退,在表明这确属一个平庸政治时段的同时,提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建构新型国家哲学,实现政体转型的迫切性。换言之,将规则政治引向法治政治,更进益为宪法政治,解决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的转型和新型政治秩序的缔造这一最为根本的“中国问题”,恰恰是此刻不可回避的政治使命,也是不枉规则政治,而近似于政治的政治努力。进而言之,“谁都不怕谁”格局中的“谁”要是率先扭转此种情势,将“维稳”力量更张为“维新”因素,拨转中国政治船头驶向法治政治,乃至进境于宪法政治,谁就占据了政治主导权与政治合法性,“大家”也就不得不服。这是后话,涉关所谓“决断”,下文还将详论,这是仅作提示。

  政治权威是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即对政治权力正当性的认同。政治权威通常以政治权力为后盾,以政治权力为最具效能的体现。然而,正如政治国家属于一种建构的秩序一样,政治权威所依凭的政治权力同样需要具备正当理由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信仰。

  申而言之,规则政治逐渐抬头,不仅源于“谁也不怕谁,谁又都怕谁”的势力格局,而且,不能排除代际更替带来的观念转型所发挥的“支援意识”作用,而同样蔚为一“理”。在此规则政治主导政治行为,而非宪法政治主导政治的平庸时刻,一个善良的愿望是基于权力代际递减律,代际更替引发的观念转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究极而言,若无底层社会的参与热情所表述的对于真正的政治的渴求,基于分配性冲突而凸显的社会紧张,仅仅基此“势”与“理”,是不足以造成刻下的训政意象的。换言之,“谁也不怕谁,谁又都怕谁”的“谁”,不能遗漏亿万“民众”。他们是“谁”,“谁”又在乎他们,俨然成为一个问题,严重的、迫在眉睫的、不得不回应的问题。正是因此,他们进而蔚然成“势”,推逼着规则政治逐渐不得不讲政治规则,并且有可能导向讲求宪法政治的未来。而一旦不得不开始讲规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在法治国家,政治权威,包括中央权威的树立必须依靠宪法和法治来实现,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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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众之所以支持某种政治权威,首先这种权威是基于宪法的授权下形成的,如宪法获得权威,政治统治也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并具有合法性,政治秩序才具有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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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政治权威以政治权力为支撑,那么对于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政治权威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必须保持警惕。政治权力还有着不断扩张的天然冲动。宪法和法律能够约束政治权力,但权力往往通过各种可能的漏洞突破法治的框架,凌驾于宪法和法治之上。对此,强调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性,在理念上确立权力绝对服从宪法和法律的价值原则,使得政治权力只能在法治范围内运作成为政治运作的自觉,才能保障政治权威的持续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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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持政治权威的持续正当性,需要从宪法中不断获取资源,强化合宪性基础,不能通过宪法外的途径追求其利益。宪法权威内的利益是正当的,宪法权威外的利益是不正当的,滥用政治权威将导致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所谓政治权威的滥用,就是权威的支配者违背受支配者的真实意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双方主体在利益需要、价值选择和行为取向上完全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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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滥用政治权威最终将消解支配者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特别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传统的政治权威正在失去其有效的支配力,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进一步要求政治权威的民主化、制度化。避免政治权威的弱化,强化政治权力的统合功能,就必须基于政治认同而使之获得不断的承认。这种政治权威的再造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生活法治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构建法治国家的过程。

  2.党的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

  在现代民主国家,执政党是政治权威最主要的代表者,维护执政党的权威要通过宪法权威来实现。在我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者,宪法序言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但政党不是国家机关,不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党的领导需要以宪法权威为保障,只有具备有效的权威能力,党才能领导国家的发展和社会建设。

  因此,要维护党的权威,必须尊崇宪法权威,从宪法权威中寻求党的权威的依据,包括执政的行为、执政程序、执政理念。

  以宪法权威体现党的权威,并不是说宪法是执政的工具,否则宪法就将沦为可有可无的工具而丧失其价值的至上性。党的权威是服从并服务于宪法权威的,只有尊崇宪法权威,才能保证党的权威。只有认真落实宪法,才能真正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党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是维护党的权威的根本途径。

  在我国,处理好宪法权威与党的权威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和处理两者关系上存在一些偏差,尤其是片面强调党的权威,有的时候甚至存在着以党的权威代替宪法权威的现象,一些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没有基本的宪法意识,对本国宪法的忠诚度也不高,甚至对本国宪政制度的理解偏差,客观上抹黑中国的宪法形象,抹黑国家法治形象。

  执政党维护宪法是宪法和党章规定的义务。我国现行宪法除了在序言部分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外,还在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里所讲“各政党”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而且该条款主要规范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活动。

  《中国共产党章程》根据宪法的规定,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中共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一思想是执政党的基本理念,也是近1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探讨社会主义宪政发展道路上积极探索和实践的成果。

  2002年,胡锦涛在现行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大会上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2004年9月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这是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执政方略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作为执政党自觉地将依法执政提升到依宪执政,明确依照宪法治理国家的思路与途径。

  时隔十年后的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并将宪法实施上升到了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的高度。习总书记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并要求“必须依据宪法治国理政”,以“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习总书记有关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讲话是执政党宪法观的精辟阐述,充分说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

  执政党落实依宪执政的要求必须严格按照宪法设定的权力范围、确立的原则行使权力,切实提高运用宪法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推进党的决策活动与决策程序的法治化,切实落实“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

  依宪执政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推动宪法实施。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宏观背景下,执政党应当实现宪法的稳定性与社会适应性之间的平衡,克服以“改革”、“试点”等名义破坏宪法秩序的现象,使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执政活动中得到落实。

  3. 个人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

  对于宪法权威与个人权威的关系,从逻辑上说,宪法权威具有至上性,一切组织和个人不能有超越宪法的特权。但是,特定个人基于行使公权力,在某些领域也需要一定的权威,这在建构共同体的过程中是必要的。

  在马克思·韦伯的合法统治的类型中,“魅力型的统治”是一种重要类型。这种统治适用于被统治者对领袖的崇拜和信赖,需要被统治者的献身精神。然而,魅力型统治的缺陷在于,“倘若他长久未能取得成就,尤其是倘若他的领导没有带给被统治者以幸福安康,那么他的魅力型权威的机会就消失。”显然,只强调“领袖”个人的权威地位,对于共同体来说并不具有持久的有效性,而且有可能导致统治的失灵和对民众利益的危害。

  推崇宪法权威还是推崇个人权威,决定了法治与人治的不同道路选择。历史经验表明,无论个人有多大的魅力,无论其有多高的权威,都不能超越宪法权威。个人权威是一种人治式的权威,它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共同体的维护需要个人作用的发挥,但如果个人具有根本上的崇高地位,则会架空制度,取代法治。邓小平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82年宪法关于最高领导职务连续任职不超过两届的规定也是对个人权威的否定。这总结了只推崇个人权威而忽略制度权威所导致的沉痛教训,因为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本质上破坏了宪法权威,把特定个人置于宪法权威之上。

  中共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当然,推崇宪法权威并不必然反对领导人应有的个人权威。在国家治理中,基于统治效率的要求,领导人需要一定的权威,这在客观上是允许存在的。但是,领导人的权威一方面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基于其自身道德、素养、能力而产生的,尤其是依照宪法和法律进行科学、民主决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这种权威也不能单纯基于其所掌握的权力而产生,领导人的权力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有效控制,否则这些权力就有可能成为维护其领导地位的工具。

  要保持一定的个人权威,领导者必须以宪法思维处理现实问题,不能留恋人治的治理方式。

  宪法思维是执政者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它以合宪性当作思考问题的前提,合理地处理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处理利益关系时的最高判断标准只能是宪法。如领导人的讲话多引用宪法和法律条文,不能讲违背宪法规定的话,不能做违背宪法的行为,更不能为了人为地追求个人的人格魅力,以个性化的方式挑战宪法权威,靠非法治手段树立起来的宪法权威是不可靠的,最终会损害国家的核心利益。

  4.法律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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