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道路的本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鹏程的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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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启示,也给发达国家的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带来巨大的困惑。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中,中国话题成为最有争议,也可能是最有新意的话题。我就个人的观察,来讨论中国崛起引发的思考和争议。

  一、引言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不仅给西方经济学家带来巨大的困惑,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辩论,就是这一挑战的具体表现。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走出一条和英美、东亚不同的发展道路?假如不是,那么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种市场(英美)模式?中国可否借鉴其他模式,例如德日模式、北欧模式?假如是,就有第二个问题,中国道路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教科书上的理想世界,而是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中国过去不少人追求空想社会主义,今天又有不少人追求空想资本主义,值得警惕。我们不仅要学习各国的成功经验,也要研究各国、尤其是西方和日本的失败教训,来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西方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刻,国内一些人仍然极力推销西方已经百病丛生的经济模式,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改革之初提出的问题:检验不同经济理论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信仰?

  一、西方媒体难以理解中国崛起之谜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不仅给西方经济学家带来巨大的困惑,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辩论,就是这一挑战的具体表现(Chen,2008;Fukuyama,1993,2011; Rodrik ,2011;陈平,1979, 2004,2010b;吴敬琏,2011)。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已走出了一条和英美、东亚不同的发展道路 假如不是,那么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种市场(英美)模式 中国可否借鉴其他模式,例如德日模式、北欧模式 假如是,就有第二个问题,中国道路的主要特点是什么(陈平,2010a) ?

  盲目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如有修正,也只是吸取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发展了加工经济和出口贸易,代价是牺牲环境和国民福利。他们认为国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垄断、腐败和贫富差距;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赶上美欧发达国家,为此应当全面仿效美欧的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方能大幅提高消费水平。他们欣赏东欧的政治改革和东亚的土地制度,推行西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他们天真地寄希望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得以继续,在经济政策上力主人民币升值,土地私有化,利率自由化。应当说,这类主张在国内有相当的市场。

  

  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教科书上的理想世界,而是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陈平,2006;韩毓海,2009;李世默,2012;潘维、尚英,2012;Morris,2010;Zakaria,2011)。中国过去不少人追求空想社会主义,今天又有不少人追求空想资本主义,值得警惕。我们不仅要学习各国的成功经验,而且要研究各国、尤其是西方和日本的失败教训,来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西方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刻,国内一些人仍然极力推销西方已经百病丛生的经济模式,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改革之初曾经常提出的问题:检验不同经济理论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信仰 ?

  在金融危机中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西方模式不是现代化的普世模式,美欧国家目前的高福利高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日本和东亚国家屈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使东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在选择性学习美欧与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东欧模式,发展了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目前的中国道路还没有定型,是否将来能让全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进一步破解目前中国的资源瓶颈,并参与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西方媒体流行的几种简单说法,意在否定中国崛起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模式。这些说法初看似乎抓住中国发展的某些特征,细想却和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不符。举例言之:

  盲目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如有修正,也只是吸取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发展了加工经济和出口贸易,其代价是牺牲环境和国民福利。他们认为,国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垄断、腐败和贫富差距;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赶上美欧发达国家,为此应当全面仿效美欧的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方能大幅提高消费水平。他们欣赏东欧的政治改革和东亚的土地制度,推行西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他们天真地寄希望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得以继续,在经济政策上力主人民币升值、土地私有化、利率自由化。应当说,这类主张在国内有相当的市场。?

  如何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对如何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密切相关。我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的成就,不能简单概括为市场化改革,因为全盘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和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比中国曲折得多。中国的改革进程是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既抓住了国际机遇,还避免成为跨国资本控制的依赖经济。在应对美国起源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引发西方学者全面反省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深入研究中国快速成长的机制。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应当负起总结中国经验的责任,并探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避免西方已有的覆辙。我们不能迷信西方的市场化和议会制,否则无法摆脱西方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模式,不能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难于走出目前美国起源的全球金融危机。

  其一是廉价劳工论。似乎中国产品走向世界的唯一优势在中国的劳工成本低,尤其和发达国家相比。所以西方媒体批评中国帮助国际资本剥削中国劳工,主张在中国推行西方式的独立工会,建立西方标准的劳工法、最低工资法、社会保障法,来提高中国的劳工成本,美其名曰拉动中国内需,实质是希望以此降低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假如此说成立,则南亚国家(例如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劳力成本比中国还要低,为什么他们的经济增长率远比中国为低呢?发展中国家,劳工的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似乎成立,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廉价劳工,就无优势可言。此说只有一得之见。

  在金融危机中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西方模式不是现代化的普适模式,美欧国家目前的高福利、高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日本和东亚国家屈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使东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在选择性学习美欧与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东欧模式,发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目前的中国道路还没有定型,是否将来能让全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进一步破解目前中国的资源瓶颈,并参与改革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其二是外资推动论。我们看到,中国沿海地区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显然与中国吸引外资的成功有关。中国过去二十年吸收外资总额在世界排名第一或第二(仅次于美国的国家)。西方媒体又批评中国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似乎中国如果采纳西方的全面自由化要求,更能同时满足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利益。问题是,比较的标准假如不是吸收外资的总额,而是按人平均的外资,中国外资的地位就远不如美国的盟国。历史上吸收最多外资的国家和地区是德国统一后转型时期的东德,其次为匈牙利,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由于地理政治的原因,他们获得的外资,以人均规模计算,远远超过二次大战后美国马歇尔计划援助英国的规模。但是东欧转型的十年间,经济下降了一半,战后半个多世纪积累的工业大多破产或被外资兼并。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至今远低于中国和东亚。这次金融危机,波罗的海三国,匈牙利,和波兰对抗金融危机的能力还不如东亚,原因是他们的国有银行几乎全部卖给西方跨国银行。西方发生金融危机,外资银行就将资本抽回母国,顾不上东欧的经济稳定。中国八十年代改革之初,没有任何外援,世界银行的贷款要付利息。即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总额也不到国内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外资带进中国的主要是新技术和新管理模式,发展所需的资本主要来自企业、居民、和政府的储蓄。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方式,主要不靠发债或借款,而是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学来的出售土地经营权,但保留国家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中国得以避免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困境,没有过度依赖外资造成的持续外贸逆差。中国长期保持资本与经常项目下的双顺差,才能安然度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这次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跨国金融巨头,如高盛,花期,美洲银行等,在中国帮四大国有银行上市,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大银行;却在美国过度投机,制造金融危机。显然资本能否产生积极效果,还取决于其他客观条件。可见吸引外资的多少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重要的是如何管理外资。这是中国的经验之一。

  如何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与如何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密切相关。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成就概括为市场化改革,因为全盘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和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比中国曲折得多。中国的改革进程是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既抓住了国际机遇,又避免成为跨国资本控制的依赖型经济。在应对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引发西方学者全面反省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深入研究中国快速成长的机制。中国经济学家应当担负起总结中国经验的责任,并探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我们不能迷信西方的市场化和议会制,否则无法摆脱西方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模式,不能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难于走出目前起源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我也同意吴敬琏的一个意见,即中国模式现在没有定型,还在过渡时期(吴敬琏, 2010)。所以,我取的说法叫“中国道路”或“中国实验”,不叫“中国模式”,以防停止改革的风险。但我赞同福山的历史观察,中西道路的分岔,不在现代,而在秦汉与希腊罗马时代(Fukuyama,2011;陈平,1979,2004)。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打破了英美模式是世界普适模式的神话,也激起西方观察家重新肯定欧洲大陆(法德)模式、北欧模式和日本东亚模式的经验,重新研究苏联成败的原因,并探索后美国时代的全球化道路(Jacques,2009;Zakaria,2011)。?

  一.否定中国经验的理论误区和观察局限

  其三是出口拉动论。西方观察家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归功于美国的市场开放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结果。他们认为一旦美国纠正自己的过度消费,中国经济也将暗淡无光。此说用以化解东亚奇迹之说,由此推理中国也没什么奇迹可言。他们的问题是,假如出口导向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则拉美经济应当比中国更有增长优势。拉丁美洲国家资源丰富,出口可可,牛肉,石油,矿产等大宗产品,符合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阿根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生活水平不亚于美国,巴西的人口压力,也远比中国为小。可惜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如东亚,技术进步尤其缓慢,始终没有摆脱“依赖经济”的困境。比较之下,中国经济并没有陷入依赖经济的陷阱,技术进步超过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本雄厚的东欧。可惜东欧休克疗法的外贸自由化,导致的是持续贸易逆差而非顺差。

  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所以要用历史的、全球的和多层次的眼光来分析。我们观察经济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要对国际形势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过时(恩格斯,1972)。中国的决策必须了解中国的竞争者,“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能对西方霸权抱有幻想。第二,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全面的了解,尤其是中国的生态环境、技术差距和经济结构(马洪、孙尚清,1981;陈平,2004)。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资源不平衡,不是什么投资消费不平衡,这只能靠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而目前的产业布局和行政体制,阻碍了新的劳动分工的结构调整。现实结构调整的需要决定着政府的地位和改革,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的信仰来决定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形式和功能是在历史危机中演化而来的,不是什么人设计的。历史又是人创造的。只有发展远见才能造就体制创新。第三,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有前瞻性的眼光,才不会从眼前利益出发保护夕阳产业,从而错过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世界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认识世界不能依靠维护现状的新古典经济学。改造世界要研究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向实践学习。这是我们的出发点(陈平,2004,2010e;Chen,2010)。这次金融危机显示了英美模式劳动分工的局限。中国能否走出新的劳动分工模式,有待于我们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迷信,认真总结中国人民创新的经验。换言之,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已经过去,观全局航海的时代已经到来(陈平,2010f)。因为西方世界的彼岸并非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华文明适应环境变迁的能力在世界诸大文明中最具生命力。?

  

  其四是威权政府论。西方主流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内在矛盾,便是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古典经济学强调“看不见的手”,社会主义的大政府便不可能和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竞争,然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有目共睹。当简单的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奇迹或中国反例时,西方政治学的威权政府论便在媒体中大有市场。其中最有影响的论据是“贪污腐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为什么中国的基础建设速度比西方民主国家快得多,他们的理由是贿赂一个市长要比收买整个市议会便宜得多。西方要和中国平等竞争,必须推动中国政治的议会道路,降低中国的决策速度。这一理论的优点是承认西方民主制度在全球竞争中不一定具有优势。但西方媒体把夸大的中国腐败和中国增长联系起来,却是对当代世界史的无知。假如专制权威可以保证持续经济增长,则东亚,南亚,拉美,以及二次大战前的西班牙和土耳其,都不乏军事强权和专制政府发展经济的案例。他们只有暂时的成功,且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假如你有机会周游世界,你会发现今日中国是最开放竞争的国家,社会秩序比某些发达国家还要安定。中国没有一个领导人有绝对权威,集体决策是邓小平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三个代表”的原则下,中国共产党广泛吸收社会精英参与执政。中国领导班子的交接也程序化,没有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军事政变和内战。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威权政府低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步伐。

  

  怀疑中国道路的人,问题出在哪里?我以为他们的思维,既有理论误区,也有经验的局限。他们的理论误区在盲目相信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不了解其他先进的经济科学。他们的经验局限在只了解美国的表面现象,不了解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和西方本身的历史曲折。

  显然,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出发的简单理论,无法理解中国的崛起。我们自然就要讨论下一个问题:中国在经济的改革发展中,是否在政治和社会体制上,也走出一条和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

  二、否定中国经验的理论误区和观察局限?

  (1.1)迷信市场化难以理解世界发展的高度不平衡

  

  

  迷信英美模式的市场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人,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

  二、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困惑

  怀疑中国道路的人,问题出在哪里 我以为,他们的思维既有理论误区,也有经验的局限。?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约6.9亿,占世界人口10%,却消耗世界40%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近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亩,只有美国的5分之一,不到俄国的7分之一。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到巨大作用。战国时代起中国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政府能稳定存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他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见表1)。“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

  

  他们的理论误区在于盲目相信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不了解其他先进的经济学派(Chen,2010;陈平,2010e)。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是没有结构、也没有历史演化观的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这次金融危机提出的结构转型问题(恩格斯,1972;陈平, 2010d,2010e,2011; Harris,2001;Chen,2010)。他们不知道,劳动分工发展的动力是科学技术革命,市场只能营销创新,不能创造科学。工业革命从来就是非均衡的发展,均衡只能停留在古代社会。更多的人是被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简单数学模型所迷惑,以为市场供求会自动保证市场稳定和社会公平,否认垄断竞争和群体效应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忘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人类发展的历史,似乎普遍理性和自愿交易可以克服利益集团的冲突与战争。他们思考经济政策的经验仅局限在了解中国和美国的表面现象,不深入分析深层次的结构原因,不了解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和西方本身的历史曲折(冀朝鼎,1981;陈平, 1979, 2004;Morris,2010;Fukuyama,2011)。?

  (1.2) 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东欧、前苏联,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发展混合经济的中国

  西方经济学界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同样无法理解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

  我们下面的分析只是做个示范:哪些领域可以开放市场,哪些领域要限制进入,哪些领域要打破垄断,都要衡量短期与长期的利弊效应,要考虑竞争者的优势与劣势。?

  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发展归结为市场化,甚至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几乎无视拉美、东南亚、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导下,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紧缩政策的严重后果(见表2)。

  新古典理论之一是西方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民营企业的成长当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大有贡献。但是,产权理论把私有企业看成最优的制度安排就言过其实。军队可以视为最早的国企,没有军队就没有国家的独立安全。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国企改制后的上市公司,如海尔,长虹,联想等企业可以和跨国公司竞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成为世界的五百强企业,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在于自然淘汰。国有企业一旦改掉铁饭碗,管理干部引进激励机制,国有企业也有破产威胁,加上民营、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大大提高中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中国并没有象东欧前苏联那样把国企全面私有化,而是首先打破国企的垄断,把独家经营的中国民航拆分成几家航空公司互相竞争,比西方垄断的私营企业更有效率。中国的产权清晰理论,实质上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产权,变为共有制下的激励机制,这比西方以私产为基础的产权理论更具一般性和说服力。

  

  1960-1970年代,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是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拉美的巴西,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我在访问日本、韩国、巴西等国时,当地的经济学家告诉我,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并非出于发展经济学的规律,而是基于美国资本控制全球的利益。美国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导致拉美的的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不得不重新依赖美国资本来稳定宏观经济。日本和韩国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民族企业被美国资本控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外国股份在韩国排名前十的大企业不到10%,危机之后超过50%。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汇率大幅度升值,先后引发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1990年代以后真实经济增长率持续20年的停滞,至今未有起色。1990年代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更导致东欧和前苏联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幅度倒退(见表3,表4)。华盛顿共识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最终让美欧自己的经济遭受重大危机。英国前工党首相布朗在主持伦敦召开的20国首脑峰会上宣布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中国却有不少经济学家还在为华盛顿共识辩护,其观念之落伍值得我们反思:中国和美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教育,究竟是在传播新的教条,还是教会学生观察世界的工具?

  新古典理论之二是宏观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知识的积累,发展就是知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没有后来者的挑战可能。自由化是消除知识传播障碍的主要手段。他们鼓吹在中国实行自由化政策,尤其解除资本帐户的流动管制,这是华盛顿共识的主要依据。这一理论的弱点,在否定知识的更新机制。假如知识只是“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 而非“试中学(learning by trying),那么老牌工业国英国将仍然统治世界,没有后起的德国、美国、与中国的崛起机会。事实是,新兴的产业往往淘汰落后产业,发展中国家技术赶超就有严肃的选择和管理问题。中国在引进外资时有严格的产业政策,阻止夕阳产业和污染产业的流入,比东欧转型国家,更能选择性地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象奇瑞汽车,吉利汽车这样的后起之秀,敢于挑战汽车行业的跨国公司,恰恰是“无知者无畏”,而非“知识优势”。

  (一)迷信市场化难以理解世界发展的高度不平衡?

  在改革开放的32年间,中国真实GDP增加了近20倍,东欧,俄国却只增长了不到1倍,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3,表4, 表5)。在转型过程中,中国保持连续高速增长,而东欧1996年真实GDP比转型开始的1990年下降了27%,俄国1998年比1990年下降了42%,超过二次大战(下降17%),接近一次大战加内战和大饥荒(下降44%)的损失。转型期间东欧国家单方面对西方开放,西方却并未对东欧产品对等开放,导致巨额贸易逆差与通胀,企业大量倒闭。波兰的通胀达500%以上,俄国的通胀达4000%, 俄国的卢布贬值到5500分之一,乌克兰的货币贬值到76000分之一,东德的国有资产在西德政府主导的私有化过程中的净值为负,等于无偿加补贴奉送给跨国公司(陈平2006)。这导致前苏联地区重新出现大规模贫困,东欧人口大流外流,妇女不敢结婚生育,人口连年绝对下降,国际经济地位大幅下降。

  西方理论之三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民主理论。西方理论家一直看好“民主国家”印度而非中国,最终的理论依据是自由民主更符合人类的自私本性。世界上民主制度运作良好的国家很少,大家承认的只有北欧。他们气候温和,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区域和文化的差距很小,历史上又远离战争的中心,民主制确实保障了他们已有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富裕。但是,即使经济富裕的大国美国,由于存在巨大的区域和阶层差距,议会民主制往往成为维护既得利益阻扰社会改革的体制。巴西、印度、菲律宾的民主制无力改变大地主、大家族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和贫富差距的缩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明确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被金融财团俘虏,只有拆散金融财团,才能摆脱金融危机。但是,至今观察到的美国救市措施,花了上万亿美元拯救金融寡头企业,却无力挽救美国的实体经济。美国的议会民主制无力约束军火工业、金融寡头、和跨国企业对经济规制的操纵,因为政客竞选依赖财团的政治献金。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经济学家普遍观察到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有限。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立竿见影,西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却举步维艰,原因是发达地区的选民不愿补贴不发达地区的基础建设,怕企业出走到劳工便宜的地区。换言之,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制倾向于维护地区差距,客观阻碍国家整体的结构调整。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技术升级,和抗危机能力,显示中国的宏观管理体制,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世界不少有识之士极为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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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前苏联的瓦解,输在封闭政策而非经济竞争

  

  迷信英美模式的市场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人,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

  仔细观察表2,就可以看出:1970年代,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日本、美国和西欧。西方经济学宣称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私有经济优于国有经济的观点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包括中国改革的前三十年和前苏联七十年的实践,社会主义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科学、教育、保健、基础工业和国防上优于西方。中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一。怎么能够断言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当然,马克思过低估计了市场竞争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使前苏联在发展技术创新和多样消费方面不如西方;其原因有二:一是西方的封锁限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和科技交流,不得不重起炉灶;另一方面苏联自我封闭的政策也限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创新和竞争。

  三、中国经济崛起的科学难题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约6.9亿,占世界人口10%,却控制着世界90%的资源,消耗世界40%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近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亩,只占美国的1/5,不到俄国的1/7。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数量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着巨大作用。从战国时代起,中国就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政府能稳定存在。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他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见表1)。“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

  我曾在1985年开车从西德去过捷克和东德,近年多次去过德国、东欧和俄国。社会主义下的东德在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医疗的普及上高于西德,没有类似美国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但是,居民消费的多样性和汽车、计算机技术比西方落后,原因是国防开支挤出民生工业。前苏联过高估计西方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低估了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竞争的能力。前苏联民族矛盾导致的政治瓦解,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输给资本主义经济。假如东欧像中国那样自主地向西欧选择性开放,东欧工业会迅速成为西方的竞争者。东欧实行休克疗法时,西方跨国公司借自由化和私有化之名,让东欧骨干工业被西方全面收购或破产,从而消除西方一个巨大的竞争对手。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反而为中国产业升级打开大门。世界历史的巨变不能完全归之于体制,历史是人创造的。中国出乎意料地超过苏联,重要原因是邓小平的远见高于前苏联的领导人。毛泽东反对苏联式的垂直劳动分工,也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区域竞争格局铺平道路。

  

  

  以我的观察,柏林墙的倒塌和前苏联的瓦解,原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前苏联用专制手段来维持东欧的稳定,导致东欧人民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幻想。德国统一之前,东西德的明智人士主张东西德要渐进统一,才能稳定调整经济和政治结构。但是西方民主的选举政治导致政治家的短期利益高于国家的长远利益。东西德在1991年7月实行没有过渡期的货币统一。为了获取东德人的选票,西德政府决定,东德居民持有的东德马克可以1比1的比率兑换西德马克,这远高于黑市上的几乎是6比1的真实汇率。这给东德居民一笔飞来横财,成为弗里德曼直升机撒钱理论的经典实验。其结果大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意外!大笔撒钱不仅没有刺激消费,反而摧毁了东德的工业。 统一货币后,东德所有的出口须用西方的硬通货付款,打断了苏东以货易货或用卢布进行交易的传统,使东德企业倾刻丧失东欧的传统市场。东德居民用手中飞来的西德马克,买西方的时尚商品而非东德的老式产品,使东德企业进一步失去了国内市场,从而大面积破产。西德企业向东扩张的东德市场陷入萧条,西德居民不得不交重税支持东德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导致德国利率上升、增长放慢,并拖累欧元区的发展。国内主张均分外汇储备来刺激消费的经济学家,大约不知道德国货币统一的前车之鉴。

  不但西方经济学难以理解中国的经济崛起,传统的西方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也觉得中国经济的发展谜团重重。五四启蒙运动深受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而小农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西方左翼思想家难以理解为何发达国家的工会往往成为改革的阻力而非动力。西方政治学家普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信仰,只要经济发展催生中产阶级,中国的政治体制必然回归西方的自由民主法制,他们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日本九十年代的停滞,使西方思想家至今否认东亚奇迹和亚洲价值的存在。

  (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东欧、前苏联,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发展混合经济的中国?

  德国统一后把首都从波恩迁到柏林后,我到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发现柏林经济十分萧条。周末柏林自由大学附近餐馆都没几家开门。惊讶之余,西德学生告诉我的故事,方让我醒悟东西方冷战的核心竟然是心理战。原来,冷战期间西德各州补贴西柏林表面的高消费,用媒体制造西方自由繁荣的假象。东德人以为只要翻过柏林墙,自由、民主、繁荣就都有了,人心思变导致柏林墙的倒塌。谁知柏林墙垮之后,西德各州停止给柏林市的财政补贴。柏林没有工业,经济远远不如有汽车制造业的南部各州。年青人找不到工作大批离开东德和柏林,导致当地房价低迷,服务业也一片萧条。要是前苏联有勇气像邓小平一样打开国门,西德就会像如今美国阻拦墨西哥移民一样,限制对东德的开放了。

  奇怪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打破了这些传统的思维。几个事实尤其值得关注。

  

  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和美欧究竟谁更有竞争力,是实践的问题,不是理论的问题。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封闭经济的理论,不考虑国际竞争下的复杂格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走过了曲折道路。在19世纪西方炮舰打开中国海防之前,中国明清两代是东亚贸易的中心,而且外贸持续顺差。当时中国和英国比,税收和军备是真正的“小政府”。西方殖民主义用战争强迫中国接受鸦片毒品贸易,并靠强权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财政,接二连三的巨额战争赔款使清朝政府破产,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合作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使民族工业难以发展。是危机迫使中国革命志士奋起反抗,经过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胜利,中国两弹一箭的研发成功,才使中国到1970年代才能获得加入世界市场的机会。换言之,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是打出来的,不是西方恩赐的。俄国总统叶利钦以为推翻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就可加入北约,获得西方的援助和伙伴地位,结果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西方不可能容忍中国、俄国这样的大国成为西方强权的平等对手,甚至是挑战者。日本经济学家告诉我,日本是缺乏资源的国家,但是任何收购西方控制下的天然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第一,中国农民的创造性是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不但中国革命依靠农民军队,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始于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促进中国国企的改革,制约了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独大局面。中国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更是中国廉价社会保障的基础。中国农业的技术进步,不但可以养活中国人口,还有出口竞争力。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离开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就是空话。而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走出西方大农场以外的新路。

  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发展归结为市场化,甚至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几乎无视拉美、东南亚、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导下,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紧缩政策的严重后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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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历来认为穷国多的是劳力,缺的是资本。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储蓄率和投资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积累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穷国竟然资本输出到最富强的美国。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技术进步率,不能不说是经济史上的奇迹。说到底,中国自然资源的公有制,创造了经济发展中的最大信用。中国政府的效能,又将信用转化为资本。这是资本理论没有预见到的中国创新。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是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拉美的巴西,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笔者在访问日本、韩国、巴西等国时,当地的经济学家告知,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并非出于发展经济学的规律,而是基于美国资本控制全球的利益(Williamson,1990; Stiglitz, 2004;陈平,2005,2006)。美国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导致拉美的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不得不重新依赖美国资本来稳定宏观经济。日本和韩国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了美国资本对民族企业的控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外国资本在韩国排前10名的大企业中的股份不到10%,危机之后超过50%。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汇率大幅度升值,先后引发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真实经济增长率持续20年的停滞,至今未有起色。20世纪90年代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更导致东欧和前苏联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幅度倒退(见表3、表4)。华盛顿共识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最终让美欧自己的经济遭受重大危机。英国前工党首相布朗在主持伦敦召开的20国首脑峰会上宣布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中国却有不少经济学家还在为华盛顿共识辩护,其观念之落伍值得我们反思:中国和美国过去20年的经济教育,究竟是在传播新的教条,还是教会学生观察世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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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仅是对外开放外资,而且是对内开放移民。西欧殖民主义四百年间对外移民仅几千万人,为此占领非洲、美洲、澳洲的大片领土,贩卖人口、奴隶与毒品,消灭当地的民族与文化,还引发两次世界大战。而中国三十年间约两亿农民工进城,不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引起世界战争,带来的是中国城市化的扩展和全球消费品供给的繁荣。中国放松农民进城限制的速度,远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放宽移民限制的迟疑。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和二次大战后战败的德国与日本不同,不是美军占领下的被迫选择,也不是前苏联在西方挑战下的自信瓦解,而是中国领导集体在久经入侵、战乱、天灾、人祸之后的自主改革和自主创新。中国全方位的学习实验,摆脱以往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的限制,来源于自己不断战胜困难的历史与信心。

  在改革开放的32年间,中国真实GDP增加了近20倍,东欧、俄国却只增长了不到1倍,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3、表4、表5)。在转型过程中,中国保持连续高速增长,而东欧1996年真实GDP比转型开始的1990年下降了27%,俄国1998年比1990年下降了42%,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下降17%),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内战和大饥荒(下降44%)的损失。转型期间东欧国家单方面对西方开放,西方却并未对东欧产品对等开放,导致巨额贸易逆差与通胀,企业大量倒闭。波兰的通胀率达500%以上,俄国的通胀率达4000%,俄国的卢布贬值到1/5500,乌克兰的货币贬值到1/76000,东德的国有资产在西德政府主导的私有化过程中的净值为负,等于无偿加补贴奉送给跨国公司(陈平,2006)。这导致前苏联地区重新出现大规模贫困,东欧人口大量外流,妇女不敢结婚生育,人口连年绝对递减,国际经济地位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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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中国的改革进程解决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矛盾。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打破发展中国家依赖经济的陷阱,表明中国儒家文化提倡的教育传统深入人心,比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化还能适应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再穷的农民家庭,一旦进城打工获得收入,首先投入的是子女教育,而非物质消费。中国的乡镇企业家敢于和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竞争。中国温州福建农民走出去的冒险精神和创业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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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前苏联的瓦解输在封闭政策而非经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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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观察表2,就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日本、美国和西欧。西方经济学宣称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私有经济优于国有经济的观点是没有历史依据的(Maddison,2007)。包括中国改革的前30年和前苏联70年的实践,社会主义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科学、教育、保健、基础工业和国防上优于西方。中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一。怎么能够断言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当然,列宁过低估计了市场竞争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使前苏联在发展技术创新和多样消费方面不如西方;其原因有二:一是西方的封锁限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和科技交流,不得不重起炉灶;二是苏联自我封闭的政策也限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创新和竞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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