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夏族民共和国法律和政治的活力与困境,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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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1月8日,世界著名的政治学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大学政府系亨利.罗佐夫斯基讲座教授裴宜理到北京东郊宋庄东书房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双方就如何认识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稳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内容摘要:中国的社会稳定是与威权体制密切相联的“刚性稳定”,压力维稳是这种“刚性稳定”的维持与运行机制。在实践中,压力维稳面临着利益冲突加剧、维稳政策偏差、信息技术发展、维权意识增长等多方面的挑战。当前,维稳必须要有新思维: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必须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变静态稳定为动态稳定,变“维稳”为“创稳”。

  时间:2009年5月9日

  

  关键词:刚性稳定 压力维稳 韧性稳定 维权创稳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校区)

  “中国终结论”不符合事实

  

  主持人:《燕山大讲堂》今天是第31期,我们请来了著名的学者于建嵘先生。他所关注的话题从农民维权到工人维权,一直坚持着站在底层、为底层说话的学术立场,他对社会冲突和家庭教会的研究,都是具有开创新的研究。今天的话题:刚性稳定——中国社会形势的一个解释框架,有请于老师。

  

  近年来,维稳成了一个政治热词。不管是媒体报道,还是官方文件,维稳这个词的出现频率都越来越高。这一方面表明社会稳定问题已经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也表明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维稳压力。那么,维稳的压力为何越来越大?在笔者看来,这固然与当前我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有关;但更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的社会稳定结构和维稳体制还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和问题。这主要表现为社会秩序的“刚性稳定”以及与此相关的压力维稳运行机制。

  

  于建嵘:近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来,有关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评价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从中国处理金融危机来看,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治理能力,这种能力和成效表明,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社会表面是强大的,但因存在制度性的缺陷,必然会产生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积累,会使中国处于十分紧张的状况并有可能产生体制性的崩溃。

  

  于建嵘:大家下午好。今天讲的题目是我在今年年初做的研究,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过一次演讲,今天我主要是想提供一个理论的框架,增加一点理论的分析。

  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有关中国政治体制的活力与困境的问题。作为一位政治学家,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刚性稳定与压力维稳

  学界对中国目前的社会形势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动荡说,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很多人认为2008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裴宜理: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的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你所说的两种意见恰好反映了这两种观点的冲突。有观点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具有很大弹性,是一种高效管理,也有观点认为这只不过是外资支撑下产生的幻觉。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即中国这个国家的体制远比某些人想象得更具活力。

  

  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学说是稳定说,我们国家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并不会发生动荡,中国社会总体上来说是世界上最稳定、最活跃的政体,这一点恰恰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最近我们常会看到一些主流的学者,说中国是后发达国家的榜样。到底中国社会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今天就想对中国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做一个分析。

  为了能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一些“中国终结论”。从30多年前毛主席去世,到新中国诞辰40周年期间,各种悲观论调愈演愈烈,甚至断言共产主义体系的终结指日可待。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推向最低谷,虽然中国没有受很大影响,但是“中国终结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1995年,社会学学者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崩溃即将到来”的文章,此文后来被广泛引用和转载。作者在文章开篇提出了一个问题:“邓小平去世后,中国能否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对此他的回答是:“从各个方面看,中国都在走向重重危机……邓的去世可能会触发群体事件、党内权力斗争、某些省份联合……导致地方更大的自治权,……中国共产主义很可能会崩溃……未来10至15年间必将出现终结性危机。”

  在以往的研究中,笔者曾将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概括为“刚性稳定”。这种稳定以垄断政治权力为目标,以僵硬稳定为表象,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控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刚性稳定”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刚性稳定”是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第二,“刚性稳定”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运等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压制或打击;第三,“刚性稳定”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依赖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的控制,具有非程序的法制性。为了实现和保持刚性稳定,执政者追求并强化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试图对社会进行绝对管治。刚性稳定缺乏韧性、延展性和缓冲地带,执政者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企图运用一切资源来维系其“专政”地位,最终可能因不能承担不断递增的巨大社会政治成本,而导致政治统治的断裂和社会管治秩序的失范。[1]

  我的观点是:中国现在的确发生了一些社会冲突事件,但总体而言中国政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制的有效性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这种稳定是一种刚性的稳定,具有十分巨大的社会风险。为防范中国发生较大的社会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变革。

  然而,事实证明,邓的去世并没有如戈德斯通预言的那样造成终结性危机。可是这没有阻止或减弱类似的声音。此后还陆续出版了很多持类似论调的著作,如《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中国转型的陷阱》(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中国的民主前景》(China’s Democratic Future)等等。

  刚性稳定是一种集权封闭的、静态安定的、暴力强制的稳定,虽然可以把民众的政治诉求限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但却无法有效地确立政治权威和职责的合法性,因此可能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执政者无约束的自利行为,以及社会基本规则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都造成政治合法性正在快速流失。中央执政者为了保障社会的绝对稳定,不断向各级地方政府层层施压,不惜一切代价对社会进行管控。当前,最典型的就是信访制度。这个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宪法》第41条,国务院也制定了《信访条例》,规定民众可以上访。但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又将上访认定为社会的非稳定因素,并采用各种方式打压甚至非法关押上访者。信访制度在法理上的合法性与它在实践中的“非法性”的冲突,是刚性稳定在当前中国面临困境的最突出反映。由于刚性稳定没有弹性,缺乏韧性,没有可以缓冲的中间地带,而是通过不停的政治高压实现表面的稳定,因而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维稳链条一旦发生断裂,整个社会就可能陷入大的动荡,所以这种刚性的稳定是不可持续的,它必须依靠压力在短期内得到维持。

  围绕这个观点我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个问题怎么去认识中国目前的刚性稳定;第三个问题怎么办?

  于建嵘:这些论述的基本观点较为一致。大都认为中国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压制了社会自发生长的空间,导致社会无法产生一种机制来弥补国家治理的缺失,因而当国家对社会的治理产生漏洞时,社会就会呈现出一种失序状态。

  由此可见,压力维稳是刚性稳定的维持机制。荣敬本先生曾以“压力体制”来描述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解释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领导状况。[2]

  第一,我认为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

  中国现在的确发生了一些社会冲突事件,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总体而言,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制的有效性。在目前,群体性事件主要是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或情绪的一种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虽然会对社会治理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不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统治的完整性,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管治的有效性。但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一般群体性事件性质的社会骚乱事件,其中很多发生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带。您觉得这些事件会不会对中国未来的局势造成重大影响?

  在当前中国,两种不同的压力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运行状况:一是中国政治运作中自下而上的增压机制;二是自上而下施加的压力以非暴力的方式直接由民众向压力的起点即中央反弹。中央自上而下施压,导致的是压力的转移,而不是压力的消解,压力最终还是转移到中央,增加压力的最终着力点还是中央。压力维稳是中国目前特殊政治生态下的产物,是与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相适应的,同时也是与常态化的政治格格不入的。压力维稳机制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压力维稳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第二,压力维稳重视基层,注重“实战”;第三,压力维稳使政绩考核功能异化;第四,压力维稳成本高,投入大。[3]这些特征在日常政治中,导致维稳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目标和考量标准,并深刻影响着各级政府的执政行为与地方政治生态。由于维稳目标与威权政治相结合,地方政府在日常事务中必定会践行压力型体制的政治逻辑,它最终导致“维稳”变成“唯稳”。

  一般讲到社会稳定的时候,都是针对群体性事件而言的。群体性事件一般认为它有非法性,可能会带来某些社会秩序的变化。根据我们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1000人以下为特大的群体性事件,去年一年来,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我们先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裴宜理:回顾中国几十年发展历程,在领导人更替后的10年间社会局势总会出现一定范围的动荡,如1976年毛泽东去世13年后,即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1997年邓小平去世11年后,即2008年西藏“3·14”事件,今年7月又发生了新疆的骚乱。但是,这些事件最终都得以平息,这反映了中国共产主义政体在处理一次次事件的过程中,自身也在不断得到完善,已经掌握了灵活的治理技术,特别是从悠久的革命传统中继承了创造性精神,能够针对变化的环境采用灵活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其它突发性危机时也表现出相当的管理能力,如2003年的SARS和2008年的四川地震。如果中国过去的治理方式是僵化和一成不变的话,那么这些挑战中的任何一个都已足以将之打垮。

  在中国这样一个不是通过选票获得实质合法性的国家,中央政府要对地方政府实现控制与领导,从而维护其合法性并巩固统治,就必须对“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执政理念进行不断的强化宣传,这也成为执政者衡量改革成败得失和获取民众认同的最重要标准。实际上,稳定也成为了政权的合法性标志。因此,当这种合法性逐步流失时,采用高压手段维持统治可能会更直接有效。当各种社会矛盾无法通过合法的途径得到解决或排释时,动辄使用高压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政治稳定,就成为底层社会的一种常态。这样,许多地方的维稳工作处于政府维稳和民众维权的张力之中:政府在沉重的行政压力之下维护以“零上访”为目标的任务,而民众在权利受损时不得不以各种非常规的方式冲破规则的限制,造成了令地方政府越来越焦虑的矛盾和冲突。

  中国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有工人、农民的维权,有社会泄愤事件、也有骚乱。各群体维权的主要诉求,分析一下,会发现,在农民群体中,主要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农村维权抗争的焦点,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占到农村问题的60%以上;与农民维权的诉求不同,劳资冲突是工人维权的主要诉求;对于城市市民来说,业主维权是市民维权的主要议题。

  于建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当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群体性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只要执政者治理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有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

  

  这些维权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农民的问题主要是利益问题,而不是权力问题。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对于目前维权问题的判断。2007年5月8日张德江向国家领导汇报的时候说,广东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矛盾。这句话不好听,但是他讲对了,现在工人、农民、市民的维权活动主要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他们不是要执政党的权力,而是要你给他利益。

  

  压力维稳的困境

  第二,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这个观点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提出来的。她在2007年写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判断说中国会崩溃,为什么中国没有崩溃呢?就是由于我们不了解中国,不知道中国的人民在干什么。中国发生的很多问题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因为西方人讲的是法律,而东方人主要讲的是规则,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

  关于“中国模式论”

  

  举个例子。中国老百姓找政府说什么事呢?他会说,你说了给我10块钱,怎么只给我5块钱,你这个政府不讲规则,讲话不算数。西方人不会这么讲,西方人会说你怎么能只给我10块钱,根据人权你应该给我100块钱。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思路,一个是根据已有的法律原则,一个是根据意识形态和天赋的人权。裴宜理教授的观点改变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判断,她说执政党身在福中要知福,假如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不和你讲规则了,开始讲天赋人权了,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中国的老百姓现在一切都按照政府的规则做,你却不守规则。现在恰恰由于政府不守规则,讲话不算数,才带来了这么多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保持着稳定,没有发展根本性改变的原因。2008年的7月裴宜理教授约我到哈佛大学,我们有一个对话叫《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解释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像西方学者判断的那种动乱。

  

  前面已经指出,刚性稳定的首要特征是以垄断政治权力为目标,即让执政者能够保持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当前,各种维稳政策措施都以此为出发点。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处于中央层面的执政者通过政治承包的方式,将维稳责任自上而下地层层分解给地方各级党政组织和官员。许多官员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社会冲突,更不能认识到社会冲突具有缓解社会政治压力的减压阀作用,而是将稳定视为一切,为了维稳经常不惜代价。同时,基层政权由于掌握的资源有限,面临的维稳压力更大,并日益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导致了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层面:

  三是反应性大于进取性。在我看来中国的老百姓不会主动的去找政府的麻烦,恰恰是政府找了老百姓的麻烦,老百姓感觉你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带来了问题,所以他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农民问题、工人问题和市民问题都与之相关。

  裴宜理: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人的更新换代给其体制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共产党政权是如何处理这些不稳定因素,确保其政治制度的延续的?它又是如何保持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持续和快速的经济发展的?

  第一,利益冲突加剧,政府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财政需要,非法征地和暴力拆迁,急搞各类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开始成为利益主体,并围绕自己的利益诉求展开博弈。孙立平教授认为,市场不仅是一种经济整合机制,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生成机制之一。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伴随的,是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4]按道理说,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者,应该是保护全体公民的利益,并为他们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应该有自己的利益。但是,相关研究和现实情况都表明,政府也是理性的“经济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趋势。政府不但有自己的利益,有时候为了自身利益还不惜动用国家机器与民争利。这在当前中国的一些地方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财政需要,非法征地拆迁,急搞各类项目,严重侵害了民众的利益,引发上访、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

  四是目标的合法性和行为的非法性共存。

  解释制度的持久性很复杂。但我相信,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它能够巧妙地转化这些社会挑战,使之成为权力再生资源。在诸多挑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众的群体事件。大量群体事件往往被解读为共产主义制度脆弱性的表现。事实上,较为成功地处理了这些事件,其本身就证明了共产主义中国对问题的拿捏恰到好处,甚至还能化险为夷。在题为“规范化的骚乱”一文中,作者Peter Lorentzen指出,中国的中央领导人用战略性的大胸怀,容忍了一些程度非常严重的群体事件,甚至借此从草根阶层获取更多信息,来打击腐败。尽管我本人并不相信中国领导人在事实上鼓励民众抗议活动,我的确相信:如果中央政府对抗议者的要求给以同情和敏锐的回应的话,中国的政治系统将在这种互动中得到加强。在一个民主的政治系统里,选举是表达民众不满和替换不受欢迎官员的主要手段。而在一个非民主的政治体系里,抗议有时可以实现这个目的——如果领导人对抗议者的要求能够做到有智慧地回应。

  不过,对于这些基于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事件,我们也不要过度紧张,而是应该正确看待和处置,毕竟这是作为弱势一方的民众在利益受损之后的反应性抗争,并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抗争。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事情不在于出现很多严重问题,譬如群体性事件等之类的具体问题,而是出现了社会冲突事件后,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它、不能正确处置它。只要处置得当,这种利益冲突一定会得到有效化解。实际上,由于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产生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很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本身也是存在正功能的。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关键是要把它们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第二,维稳政策出现了偏差,一些地方采取非法手段维稳,加剧了政府和民众的行为方式冲突。当前的“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的状态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这就导致当前的维稳政策出现了偏差,主要表现为:首先,一些地方把正常的利益表达也作为不稳定因素加以打压。例如,工人、农民、市民等群体为了自身利益,采取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意愿,本来应该被看作是在行使公民正常的利益表达权利,却被当成了影响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不得不采取各种维稳行动。这样也就把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推到了前台,成为了冲突的一方。可见,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刻意作为”,使大量原本应是“正常”意愿表达的群体行为变成了“非法事件”。同时,政府还要直接面对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

  对维权问题我简单的总结了这四个特点。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发生这么多问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维权。

  于建嵘:我不同意“中国执政者是否容忍一些非常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存在”这种观点。事实上,中国的执政者对任何群体性事件都有着高度的警惕和防范的。只是某些事件防不胜防。比如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社会泄愤事件”。 这些事件主要是因偶然事件引起的,一般都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突发性极强,从意外事件升级到一定规模的冲突过程非常短。更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公民自身的权利意识不断增长,政府用来维护稳定的这些手段同时也在酝酿潜在的反抗势力。

  其次,一些地方党政官员采取非法手段维稳,为了实现其维稳目标不惜一切代价。这就造成一些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5]

  第二种群体性事件,就是像2008年6月28日贵州发生的瓮安事件,我把它叫做社会泄愤事件。这个名词是2007年10月30日到美国一所大学做演讲的时候编出来的,当时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名词来概括“瓮安事件”。我认为,现在有一种特殊的群体性事件叫泄愤事件。

  裴宜理:然而,无论这些反抗是多么明显和激烈(有时甚至是暴力性质的),他们都最大程度地展示他们对中央政策和领导者的忠诚。他们的偏好和策略是根据中央政府的“合法”边界提出自己的要求。因而,中国的民众在抗争过程中有着一贯的“遵循规则”的倾向。尽管毛时期的“同志”这一“革命”话语已经被“公民”的“权利”话语所取代,但这两个时期的抗争者在心理和同中央政府的关系上好象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与其把今天的这些抗争解读为煽动性字眼的“权利意识”,即自发的市民反抗国家以维护自己的自主利益,不如将之解读为成熟的“规则意识”,即承认并巩固而不是破坏国家的权威。“规则意识”意味着采用官方的语言并表明抗争并不质疑和挑战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即使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抗争者也为了获得中央政府的认可而表示服从国家权威。在现代中国,政府大力宣传“依法治国”,书店、电视和收音机广播都充斥着政府提供的法律信息,抗争者也一贯地以国家法律和规则来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

  比如,针对上访民众采取的截访、销号、拘留、劳教等,不但不能解决访民反映的问题,反而成为他们进一步上访甚至采取极端行为的缘由。此外,在对待民众的群体性抗争活动时,政府处置不当,滥用警力,可能会导致矛盾激化和冲突升级,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损失。

  这种社会泄愤事件有几个特点,第一它发生得特别偶然,没有一般的上访或者行政诉讼的过程;第二最关键的问题是它没有明确的组织者,绝大多数参加的人没有实际的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和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以发泄为主;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起了很大作用,比如网络、短信;第四个特点是有对政府机关和其他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事件。研究社会泄愤事件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明显的诉讼对象。

  在中国,权利往往被理解为是由国家认可的、旨在增进国家统一和繁荣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赋予的旨在对抗国家干预的保护机制。在此情景下,民众对行使自身权利的诉求很可能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不是挑战。因此,我主张将建构当代中国抗议活动的框架模式称为“规则意识”(rules consciousness)而不是“权利意识”(rights consciousness)。

  再次,一些领导干部为了保证在自己任期内不发生影响稳定的事件,不得不奔命于与维稳相关的事项,尤其是在国内外有重大活动的所谓“敏感时期”,基层官员更是紧绷早已脆弱的敏感神经,广泛动员群众,把维稳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长久以来,中国在稳定问题上都存在着泛化和扩大化趋势,有着顽固的“宁紧勿松”的思维定势。同时,许多领导干部对一些问题能推就推,能捂就捂,只要矛盾不激化,不影响自己的政绩就行。比如,对一些所谓的不稳定因素制造者进行利益收买,“花钱买稳定”。这种现象在某些地方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而第三种时间,骚乱就不是这样的,它可能没有明确的针对对象。2008年的9月吉首因非法集资引发的冲突,暴力涉及商店和其它社会设施,2008年10月国庆节的时候吉首市的商店都是关门的。这样看来维权、泄愤和骚乱是完全不一样的。

  于建嵘:确实,中国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显示出了一定的创造和适应能力。但对于今天中国社会获得的稳定而言,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体现的却是“刚性”。根据我这些年的研究,我最近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即当前中国社会的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这种稳定是以政治权力的排它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其次,“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运等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再次,“刚性稳定”以国家暴力、控制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具有非程序和非法制性。这种稳定状况有着十分大的政治风险的。

  第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真相和谣言同时在解构政府权威。近年来,以互联网、智能手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不仅如此,信息技术在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也日渐成为一种重要的重构力量。这不仅表现在民众通过网络可以设置议题,而且表现为民众通过网络提出一系列行动方案,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动员方式。现代信息技术赋予了公众主动利用媒介的能力,这也会成为加强公众对各种社会语境和意识形态的抵抗和消解的因素。

  第四种则是具有意识形态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这类冲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有一定的组织性。

  裴宜理:你关于刚性稳定的提法我是同意的。仅凭这一点,那种所谓的“中国模式论”也是不恰当的。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成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偶然性,并不是其它国家能够模仿的,这种夸大中国成功经验的普遍适用性的观点也是有些问题的。

  比如,在一些“社会泄愤事件”中,失实或错误的信息很容易激起民愤和聚集人员,使事态扩大,这些信息主要通过手机短信和网络进行传播。与此同时,这些地方的党政官员没有意识到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变化,仍想沿用以前那种延迟发布或封锁消息的办法,结果谣言满天飞,想用真相来消除已经来不及,谣言夹杂着部分真相让广大民众不知道该相信谁。这就使得延迟发布的真相不但没有成为消除谣言的良药,反而起到解构政府权威的负面作用。而政府权威,是整合社会秩序、保持社会良性运行的根本性力量。一旦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和认同感降低甚至丧失,必将引发民众的恐慌和社会秩序的全面混乱。

  我们简单的对目前发生的社会问题做了四个方面的分类。通过简单的介绍你会发现目前中国群体事件中80%以上是维权,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利益诉求,针对的是公权机关和侵权者,不一定有暴力;泄愤事件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针对的也是公权机关和侵权者,有暴力;骚乱事件诉求复杂,针对的是公权机关和侵权者,有暴力;宗教冲突有明确的政治诉求,针对的是公权机关,不一定有暴力。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动员武警采用强力手段恢复秩序。这不但会耗费大量的公共资源,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会或多或少地消解民众对政府的心理认同感。也就是说,在今天这样的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依靠国家暴力、垄断信息、控制组织和压迫言论来维护稳定的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长此以往,中国管治安的警察部门、管舆论控制的宣传部门等,需要终日绷紧自身的每一根神经,不断地加大资源投入,必将导致社会管治成本不断攀升。而为了维持社会管治的巨额成本,政府不得不利用各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与民争利,从而造成社会矛盾的更加复杂和激化,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6]

  对于目前中国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我们感到很迷茫。在电视里看见其它国家游行示威和发生的很多问题,这是街头政治,但中国没有。中国有维权、有骚乱,但是没有街头政治,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相对而言,他抗议政府不作为、乱作为,是为了解决一些实际的利益问题,但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不是为了推翻政府并且取而代之。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务实主义的创新

  第四,公民的维权意识在增长,且付诸维权行动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认为,“在中国,权利往往更多的被理解为是由国家认可的、旨在增进国家统一和繁荣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赋予的旨在对抗国家干预的保护机制。在此情景下,民众对行使自身权利的诉求很可能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不是挑战。”[7]但是,随着中国的维权抗争活动从个案维权向共同议题转变,公民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人们意识到自己应该享有某项权利。当这项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付诸维权行动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其中的一部分人还能在维权行动过程中表现得理直气壮,并认为自己握有侵权方的把柄,“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怕”。这得益于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以及现代权利制度的确立与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当前中国有很多维权组织,但真正有组织化的政治力量还没有。每个事件都是孤立的,很难形成全国性的社会运动。一般对一个社会运动的判断,不但要有组织、目标、话语,而且要有比较详实的可连续性的活动,中国目前没有。这些问题对中国现在政治有影响但它不能改变我们的政治结构,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统治的完全性和有效性。中国政治的统一性现在没有动摇,所以,我认为中国是相对稳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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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中国的这种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基础的,这种稳定可能有巨大的社会风险,执政者无约束的自利行为,以及社会基本规则建设存在的问题造成政治合法性正在快速流失。

  于建嵘: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的确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认识这种独特性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过去和未来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改变执政理念,更需要系统的制度建设。这其中如何充分利用传统的政治资源并使之与现代信息社会的结合就变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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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刚性稳定?是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中国社会的稳定首先是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核心不是国家的法律怎么实施,法院或者人大、政府怎么依法运转,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排他性,把垄断政治权力作为政治体制最高甚至终极目标。

  裴宜理:我一直认为,无论中国的政治历史还是当代的政治,都有许多非常积极的东西,比如中国注重基层组织建设,关心大众教育、关注大众福利等等,不妨把这些宝贵的政治传统作为未来政治发展的资源之一。但在这过程中也要注意摒弃某些负面的遗产,比如崇尚暴力等等。中国的传统统治模式是一种极富弹性的管理实践模式,即“务实主义”治理模式的历史传统。虽然这种治理技术还是一种新兴事物,但是其运用的基本技巧却并不新鲜,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一直存在。因此,中国的体制有很强的自我创新和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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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性稳定”以社会绝对秩序作为管治目标。中国只要发生游行、上访、示威、罢工、罢市等等任何行为,都会被看成是非稳定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刚性稳定下社会管治最大的特点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且经常把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当成是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比如信访制度,这个制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方面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国家《宪法》第41条,再根据国务院的《信访条例》规定老百姓可以上访,同时地方政府又会说你到北京来上访是非稳定的因素。信访是民众解决问题和社会参与的方式,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非稳定的因素呢?所以这是刚性稳定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追求的是绝对的社会秩序。

  于建嵘:这届中国政府在农民问题的处理上,确实较为务实。从减轻税费、取消农业税开始,就标志着政府已经把“三农”问题的解决提到重要日程上来,“胡温新政”也成为许多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恪重民生、砥砺亲民”是中央政府处理三农问题的重要出发点。现在,农民种粮有补贴,针对农民的各种提留、摊派和不合理收费也被停止了;义务教育得到正式推行,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也有所改善。目前,政府正试图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我觉得,政府政策的这些变化,正是从传统的治理模式中汲取了精华,它经过与现代政府执政理念的结合,逐渐融入制度的运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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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把“刚性稳定”变成“韧性稳定”呢?这是个很大的课题,我认为刚性稳定的相对一面是韧性稳定,韧性稳定这个词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一位我非常好的朋友想出来的。我讲刚性稳定,刚性稳定的对立面就是柔性稳定,他说柔性不好应该是韧性,因为韧性是可以测量的,韧性是不能断的,刚性容易断。中国社会怎么从刚性稳定过渡到韧性稳定?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我想了几点,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要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治权威。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有没有可能转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务实性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压力的后果。特别是在当前的科技条件下,信息化时代表现出来的特征迫使政府提高管治能力,改进管治技术,不得不重视现代社会信息发展和舆论传媒在社会管治的影响而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或者说,在今天这样的网络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对靠利用国家暴力、垄断信息、控制组织和压迫言论来达到维护稳定的目标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一是要解决利益均衡和利益表达的问题。中国社会80%以上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所谓的人民币的矛盾。要确保利益的均衡,使利益冲突不至于发展成大的问题,我们就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在目前中国的形势下,农村的利益体制最重要的是土地问题,怎么使农民拥有土地权利,使农民在土地权利中间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牵扯到农村土地权问题,最近两年中国的民权纠纷也在不断的增加。谁来主导这个利益,既得利益的人会愿意吗?我们先把这些观点提出来,讨论的时候以此来探讨有没有可能。

  裴宜理:你提到要重视信息技术和舆论传媒的作用,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尤为重要。我们看到,随着通信技术日益复杂化和大众化,公众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往往会在大范围内被迅速扩散开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的治理方式变得更务实和更平民化。如孙志刚事件直接引发了政府进一步完善了对待流民问题的规章制度。重庆钉子户、山西“黑砖窑”、厦门PX事件等也是如此。这些都表明网上很多信息可以促使国家预见并及时消除群体事件,还可以促使国家修改规章制度(如制定新的环保法)。这些规章制度的修改直接回应了民众所关注的问题,从而提升了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政府似乎已经发现了一种强有力的办法,即通过网络改善政治治理。

  从刚性稳定向韧性稳定转变,首先是要解决利益问题,但最关键的不在于利益,还有政治。我想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在《宪法》框架内有民主、有真正利益表达的社会,这样问题就来了,怎么改?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够顺利的发展,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于建嵘:网络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使中国的统治表现出了一定的务实性。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中国执政者试图从时代特性中寻找到中国社会统治更深远的逻辑。但是,从世界政治史,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来认识,任何政治理念和统治方式都有可能被更先进更合理的所取代。这要求执政者有危机意识和创新精神,否则,就没有前途。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有一些想法。能不能从最基层做起,十年以前我研究的主要是乡村,村一级,最后发现村一级不行,并不能代表这个国家政权的最基层政权。所以我现在想真正要改变中国的就是县,从县级政权做起,能不能在县级政权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一个目标。因为这样既不影响整个国家体制的变动,又能够为整个国家体制找出一条出路,杀出一条“血路”。

  裴宜理:实际上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比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时间已经相当长了。从更为长远的角度看,中国帝国体制也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体制,它是如何设法生存下去的?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改变中,它是如何应对大量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挑战的?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关心并努力探索答案的问题。

  县级政权怎么改?第一,县级政权能不能真正落实《宪法》所赋予的制度上的安排。比如坐实人大代表选举。第二,县政长官能不能真正拿到人大来选,而不是组织的调派。现在县一级到了政治分权的时候,能不能把政府真正建到县一级,这是目前中国可以做的事情,县级政权做好了,对将来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能打下了伏笔。孙中山先生在《建国纲领》中有非常明确的论述,他讲把县级政权做实,这个国家就可能找到一条路,因为所有县级政权是直接和民众面对面的,中央、省的政权都是管官之官。最近我一直在写这方面的文章,呼吁启动县级政权改革。

  孔孟理想中的“天命”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统治者合法性的哲学理念,它强调统治的基本前提首先是要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从民生出发。 同时,这也是一个十分务实的政治哲学,正如俗话所说 “成者为王败者寇”。在传统中国国家的治理中,不少具体制度是为了调节国家与社会机构间的利益而设的,这些制度非常务实并不断更新以便更好适应新的需求。如帝国制度中的各种临时赈灾措施、防范官僚腐败的措施、各种直接进谏皇帝的纳言渠道、科举考试制度以及为监管和征税而设的保甲和里甲体系等。这些制度增进了精英与大众间的各种纽带,在各个时代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第三,一定要进行司法改革,树立司法权威。我一直认为中国社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制度来解决纠纷,只能采取信访。我们往往会说由于司法的不公平,由于司法的腐败,所以不得不出现信访制度。所以我觉得对司法制度的改革是目前改革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要解决刚性稳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司法改革。

  于建嵘:也就是说,从务实的角度来讲,在我看来,中国要有效地防范社会大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改变目前的行政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目标是使中国县政建立在行政分权和政治分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以此来解决威权政治的缺陷,使政治体制增加韧性。

  怎么改变司法?我说要有司法制衡,我们制衡谁?用司法权制衡基层政府。与中国老百姓权利相关的司法问题主要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能不能想办法使现在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脱离地方政府的控制、脱离地方官员的控制。能不能在基层法院、检察院把这一点先改了,起码做到县、市两级法院的人、财、物都不归地方政府管。我认为,对地方县级政府一方面要给它权力,让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治,另一方面一定要有司法权的制衡,当司法这个最后的社会底线能够承担起责任的时候,社会冲突的发生会少很多。

  裴宜理:孔夫子说过,“六十而耳顺”;这用来形容新中国60年的国家体制也十分合适。中国国家体制的健康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共产党治理的创新与适应能力,这与它是否持务实主义的态度密切相关。后冷战时代,实事求是的民本主义 处理方式替代了冷战时期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用邓小平话说,就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曾经认识到从实际出发的民本主义可以促进政治再生与增强政治活力。我也一直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更需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而社会要和谐稳定,就得关注大众参与和民众的利益表达。

  这个刚性稳定结构怎么改变,就是政治改革,包括司法制度改革,这是我这几年思考的问题。2004年12月我到台湾去访问,在台湾大学做演讲,做完演讲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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